编校完《宋集珍本丛刊》（下称《丛刊》）第一百零八册，时针已指向子夜。

一阵清风拂过，夜雨幽然而止。抬望眼，云开霾散，星斗满天，银河如带，它们仿佛正眨眼相向，既似鼓励，又似安慰。说是鼓励，因为我们终于克服种种困难，将目前最大的、长达一百零八册的断代文集珍稀善本丛书编完了！说是安慰，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得到众多学人和朋友的理解与支持，正是这种理解与支持，我们才有力量冲破重重阻力，最终完成《丛刊》的研究和制作。此时此际，更让人仿佛进入东坡词《定风波》的意境：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潇洒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这是何等的气度，何等的达观，又是何等的执着！没有经历“穿林打雨”的人，不会有此体会；没有勇气“吟啸徐行”的人，更不会产生同感。也许读者会怪：仅仅从事《丛刊》这样一件微不足道的事情，怎么会与盖世奇才的东坡先生有同感呢？岂不是将天比地，比拟失伦么？吾人以为，虽然事有大小，人有贤愚，但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际遇相同，感受如何不可以相似呢？

如今编完了《丛刊》，曲指算来，需要我们战胜的困难着实不少。

首先是自胜难。所谓“自胜”，即战胜自我的功利心。虽然中共中央早就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古籍整理是一件大事，得搞上百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但是现实中人们的认识未必到位。古籍整理成果，虽然部头大，显现度也不低，但在目前的各种评估体系中，却存在评价低、申奖难、值分少等情况，在课题申报，职称评定，岗位占有，津贴发放等等场合，往往都成了“银样腊枪头”，好看不中用了。“现世佛”尚且难以取悦，奚遑顾“子孙后代”那尊“来世佛”呢！因此，当初在全国高校中成立的各类“古籍整理研究所（室）”，现在才刚刚二十年，面对目前新局势，能够“与时俱进”者纷纷转业改行，另寻生路；不知“时变是守”（或是冥顽不化、乐此不疲）者虽然仍在坚持老本行，作“每日挖山不止”的愚公，但也境况不佳，难免“智者”之讥。同行每每相聚，都欲说还休，若有隐忧，回天乏术，莫可奈何！况且这套以保存和抢救宋代文集珍稀善本为特征的《丛刊》呢？他既非你原创原作，又非你新校新注，其功其过，于君何有哉！而且又为卷万余，分册百八，卷帙浩繁，历时滋久，自非有孔子“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癖，岂能如此“?石室金樻之书”、校天禄琳琅之籍呢？

其次是胜人难。所谓“胜人”，非战胜他人，而是克服他人对古籍整理工作的不理解甚至干扰。既然古籍整理立项难，经费少，所出又非“时新”成果，更难上“核心期刊”，你工作的“意义”当然就会大大降低。面对此种情形，你得牢记孔子的教诲：“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己之不能也。”“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低吟“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以自我安慰。面对他人对古籍整理事业的不理解，没有你的好岗位，没有你的好津贴，甚至将你单位的编制弄到“谋其政而不在其位”的时候，你得“不愠不火”，“柔声以谏”；“谏又不从，起敬起畏”。这样，也许还有生存的空间。不然，如果你迂腐到底，仗理直言，“柔去刚来，小人道消，君子道长”的话，那结果是可想而知的。虽说不致于无立足之地，但弄得你“明夷于飞垂其翼”、“铩羽而归丧其气”，却是完全可能的。到那时，你才会真正体验到孔老夫子“不患无位，患所以立”的格言的真正含义！

其三是胜俗难。中国有好书爱书的传统，也有藏书私书的陋习。我们这项工作系将本所收集的宋人文集珍稀版本公诸世人，不免会开罪于这些千年旧俗。如果你远稽古史，近考前载，就会发现许多珍书惜书的感人事迹，也会发现许多因爱书而致于毁书的悲剧。为了藏书聚书，古今藏家或设“八求”、“八法”（郑樵、祁承说，见《澹生堂藏书约》第三）以致书，或叹“五难”（谢在杭《五杂俎》卷十三）、“六难”（孙庆增《藏书纪要》）以申戒。钱遵王《述古堂藏书目自序》云：“余二十年来，食不重味，衣不完彩，摒挡家资，悉藏典籍。如蠹之负版，鼠之搬姜。甲乙部居，粗有条理。”颇能反映旧时藏家不遗余力搜罗书籍的景象。正是这种精神，才使千载秘籍、百世图书，得以聚集，得以著录。此藏书聚书之优良传统也。然而旧时藏家之聚书，非为流传，而系收藏，非为公用，而是私有。他们往往将图书閟为私产，拒绝示人。《三国志·蜀书》载:许慈与胡潜同为博士，“更相克伐，谤讟纷争，书籍有无不相通借。”唐杜暹聚书万卷，每卷题后云：“清俸写来手自校，子孙读之知圣道，鬻及借人为不孝。”（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其以清俸聚书，手自钞校，痴情可鉴，苦况可知。但是因惜书而至于不许借人，不亦过乎！尤其是世道沧桑，盛衰无常，如果后世没有读书之人，祖辈他年之聚，足成后代之累，“往往束置庋阁，以饱蠹鱼。既不假人，又不触目，至畀诸灶下，以代蒸薪”者有之（吴恺《读书十六观》）；“抑或散于面肆酒坊，论秤而尽”亦不乏其例。又不幸卒遇兵爨水火，他年之积顿化乌有，岂不重为可惜？钱遵王所谓“世间聚散何常？绛云一烬，画书之厄，等于秦火”之感慨（《述古堂藏书目自序》），岂是虚语。陈登原曾形象地描绘说：“其始也，似拾孤儿弱女于魔窟之中，与以香花供养，使之神采焕发。其继也，则恐佳人他适，闭诸深房，夭其天年，折其人间清福。”综而观之，弥令人有“成也萧何败也何”之感矣！（《古今典籍聚散考》第九章）如此等等，又是旧时藏书私书之陋俗也。在历史上，因这种藏书私书而导致图书毁损的事，不知重演了多少次！故清儒周永年《儒藏说》重有感焉：“书籍者，所以载道纪事益人神智者也。自汉以来购书藏书，其说綦详，官私之藏书，著录亦不为不多，然未有久而不散者。则以藏之一地，不能藏于天下；藏之一时，不能藏于万世也。明侯官曹氏学佺欲仿二氏为《儒藏》，庶免二者之患矣。盖天下之物，未有私之而可以常据，公之而不能久存者。”并非无感而发，也并非没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