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曰：“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吾侪生而有幸，得受学一代名师，跻身学术殿堂，岂敢不自贵自珍。不幸师尊仙逝已届两载，同门弟子感念师恩，倡议编纂师尊《学案》。一则追思恩师盛德，二则展现师教后学之伟业，聊以告慰师尊在天之灵。

一、曾将铁笔惊流俗，每把金针度世人

师尊姓金讳景芳，字晓邨。辽宁义县人。生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卒于公元2001年，身历清、民国、新中国三个时代，寿登百祀，几与世纪相始终。一生游历，约分三个时期：自幼年至壮年（即35岁前），活动于辽宁义县、通辽、沈阳等地，足迹未出东三省。日本侵华期间(35至45岁)，则辗转于陕西、安徽、湖北、湖南与重庆、四川等地，游遍大半个中国。建国之后，主要定居于吉林长春，在大学从事教育与科研工作。

先生农家子，幼而聪慧，长而力学，卒成一代名家。先生于1923年毕业于义县师范学校后，历任小学教员、中学教员、通辽县教育局长、辽宁省教育厅股长。其间，颇受著名史学家、时任辽宁省教育厅厅长金毓黻先生的赏识。自后生活、学业得其助力甚多。1931年“9·18”事变后，先生不愿做亡国奴，于1936年潜离沈阳，取道北京，径赴西安。经金毓黻先生介绍，入东北大学任工学院院长秘书。未几，“西安事变”爆发，复从西安经徐州至南京，投奔金毓黻先生。金毓黻先生赴安庆任安徽省政府委员兼秘书长，先生亦随从至安庆作省府秘书处秘书。1937年“七七事变”后，金毓黻离任，先生亦离开安庆至武汉暂住。次年，入东北中学任教，居于河南、湖北之间的鸡公山。同年，徐州战事吃紧，又随校迁湖南邵阳县之桃花坪。旋因日寇火烧长沙，又离开桃花坪，经由溆浦、辰溪、晃县、贵阳、重庆，最后迁入四川威远县之静宁寺。受聘为东北中学教务主任。

先生执掌东北中学教务期间，因整顿内务，招致校内“三青团”忌恨，国民教育部电令先生离职。先生遂于1940年9月离校，赴四川乐山入马一浮主讲之复性书院，问业于马一浮、谢无量等大儒。此一期间，先生主攻《周易》与《春秋》，撰《易通》、《春秋释要》，初用马克思唯物辨证法解《易》，斥何休“王鲁新周”之陋，前书获教育部奖，后文得马先生赏识，初展学术才识。

书院学习结业后，先生又经金毓黻介绍，赴三台东北大学，任文科组主任，后升任中文系讲师、专任讲师、副教授。1945年日寇投降，翌年，先生从三台经重庆、南京、上海，乘海船，至塘沽，转陆路，回到阔别十年的故园。

先生回沈后，继续在东北大学执教。1947年，升任教授。1948年又因东北解放战争，随东北大学内迁北京。北京解放前夕，曾有人劝先生赴台，先生婉辞。解放以后，先生回沈，曾在东北文物管理处工作，后调任东北图书馆研究员兼研究组组长。1954年，调入长春东北人民大学(即今吉林大学)历史系任教，直至99岁辞世。数十年潜心学术与教育，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先生系统从事中国上古史研究、易学研究、孔子研究及先秦学术文化探讨，开创“金氏学派”，以及他在政治上、学术上经受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都是定居长春以后的事情。

晚岁，日本、韩国、台湾等地组织和学者每欲邀请先生往访，终因年事已高而未能成行。

先生初则受知于著名史学家金毓黻，金毓黻系当代史学史、东北史、清史大家。蒙金毓黻多方嘉掖提拔，先生卒得其学术经世、实学救国之精髓。继师从马一浮、谢无量诸名家，马、谢二先生皆当代硕儒，尤善宋明理学，先生受业经年，虽自谦“未尝得其真道，不足语于升堂入室，还在数仞夫子之墙之外”(《自传》)，但其一生治学，注重理论思辨，注重探究形上之学，所取于二先生者多矣。当然，先生师从马、谢诸师时间较短，所受影响毕竟有限，究其平生得力处，实仰赖发奋自学、勤勉苦思、孜孜不倦，卒成一代学术宗师。

二、 易理参详知造化，文心历炼见精神

先生治学，大致分为三个时期：早年穷经，中年治史，晚年侧重于形上之学。

先生早年爱读《诗》、《书》、《易》、《三礼》、《三传》、《国语》、《老子》、《庄子》等经子百家之书，而“尤精于《易》及《春秋》两经”(罗继祖《金晓邨教授九五寿言》，《金景芳九五诞辰纪念文集》，吉林文史出版社，1996)。方其抗战期间于辗转流徙之中，内忧外患，国难当头；遇困者数，遭厄者再。原始要终，欲效西伯而演《周易》；内夏外夷，愿学孔子以修《春秋》。1939年于迁校途中购得傅子东译列宁《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附录有《谈谈辩证法问题》，读而有悟，时觉辩证法许多原理与《周易》中一些疑难之解，可以互相契合，互相发明，遂以辩证思想解《易》，顿感涣然冰释，怡然理顺。遂竭一冬之力撰成《易通》一书。这是中国学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指导《周易》研究的早期著作，也是先生早年的成名之作，1942年是书获当时教育部著作发明三等奖，1945年由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

《易通》共分十章：第一章《< 周易>之命名》；第二章《< 易>学之起源与发展》；第三章《先哲作< 易>之目的》；第四章《< 易>之体系》；第五章《< 易>之特质》；第六章《论象数义理》；第七章《筮仪考》；第八章《< 周易>与孔子》；第九章《< 周易>与老子》；第十章《< 周易>与唯物辨证法》。本书自立宗旨曰：“中国哲学综为二大宗派，而以孔、老二大哲人为开山。二哲之思想结晶，则在《易传》与《老子》。是二书体大思精，并为百代所祖。而尤以《易传》为最正确，最有体系。洵吾炎黄胄裔所堪自诩之宝典!”又自立戒条：“不自欺欺人，不枉己徇人，不立异，不炫博，贵创，贵精，贵平实，贵客观。”从《易通》之谋篇布局及自立“戒条”已可见其体大思精、立意高远、自成体系。书中批评汉儒象数、宋儒图书，而力标孔子《易传》、王弼《略例》、程子《易传》，自表撰此一书“目的在求真理”(《自序》)!书中一再说：“《易》之用在发明宇宙真理，以为人生准则。”(第一章)“先哲作《易》其目的在将其已由变动不居之宇宙现象中所发见之自然法则及社会法则，用蓍卦等符号衍变之方式表出之，以作人生行为之指针。”“具体以言，则即‘天之道’与‘民之故’。以今语释之，则即自然法则与社会法则。”(第三章)在象数与义理关系上，书云：“《易》兼象数义理”，“象含于卦，而卦者，《易》之体也；数生于蓍，而蓍者，《易》之用也。故象数备而《易》之体用该矣，焉有歧象数而言理尚得谓之《易》乎？”(第六章)易言之，象数都是为义理服务，同时也是不能脱离义理而独立存在的。在孔子与《易传》的关系问题上，书相信司马迁“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提出“研究孔子学说当以六经为准，尤当侧重《易》与《春秋》。”并从孔子的哲学基础、人生观、论仁、论诚等方面列举数十节目，论证孔子思想与《易传》内容的一致性(第八章)。用同样的方法，书中又对老子与《周易》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得出：“老子哲学与《易》不同：《易》为唯物的、积极的、进步的、社会的、实证的哲学；老子则为唯心的、消极的、保守的、个人的、内省的哲学。”两者不是同一体系(第九章)。该书尤为特出的是在国统区运用唯物辩证法原理解释《周易》，感慨：“中国之《周易》与西土之唯物辩证法，事隔几千年，地距几万里，而其说若合符节，洵属大奇!”通过互证，书中发现：辩证法三大法则即对立统一、否定之否定、质变与量变，皆与《周易》暗相符合(第十章)!这在风雨如磐的年代，无异石破天惊，惊世骇俗!故谢无量先生题辞赞曰：“《易》道广大，无所不包，善读者乃能观其通耳。此编综孔、老之绪言，并合以当世新学之变，可谓得《易》之时义者。由是而不已，《易》道不难大明于今日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