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案”一体，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荟萃资料，网罗放轶，兼具学术史与学术资料汇编之双重功能，因而深得历代学人之重视。吾国历代之学术，前人已编有多种学案。然而先秦、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时期尚无学案可稽。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乃中国传统文化之主干——儒学之转折时期。魏晋玄学是儒学的变种，隋唐时期又是儒学从分离走向统一、继往开来之重要时期。中古时期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有承前启后、举足轻重之地位。

魏晋南北朝时期，政治腐败，干戈频兴，篡乱相乘。前后历经数百年，而太平统一时间不到十分之一。但是，动乱之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断学术文化之发展，“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仪，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因此，此期之文化学术成就仍然可观。这一时期儒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上。《十三经注疏》是宋以前经学成果之总结，我们可以看到，《易》王弼注，《论语》何晏集解，《左传》杜预集解，《谷梁》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尚书》孔安国传（伪托），皆出于魏晋时期。当时还创造了一种义疏新体，惜多佚失，今存皇侃《论语义疏》尚可见大略。唐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疏之部分，十之八九取自南北朝。可见此期学者对儒家经学研究之贡献，不可小视。

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几个特征，与两汉时期不同，也与唐宋以后迥异。这是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决定的。

第一个特征是儒玄兼该，文史并重。此期儒学并未停止发展，已为定论。玄学兼儒道，合名法，盛于曹魏，流风所被，迄于梁、陈而不衰。文学独立发展，曹丕以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受此观念刺激，作者众多，魏晋文章，遂称彬彬。史学亦脱离经学，呈现多姿多彩之势。各种史体皆已涌现，奠定后世国史发展之基础。玄、儒、文、史，刘宋时期设为“四学”，为当时学者所重，尤为门阀世族传家之学。如东莞徐氏，世传经史之学。徐藻通《丧服》，家学相传，徐邈、徐广兄弟蔚为经学大家。徐邈勤行励学，博涉多闻。虽不口传章句，然开释文义，标明指趣，于五经之学，无不该综。撰正《五经音训》，学者宗之。尤通《三礼》、《三传》，于《丧服》、《谷梁》之义特精，注《谷梁传》。徐广学兼经史，家世好学，至广尤精，百家数术，无不研览。《三礼》之义，《史记》之音，皆所探究。留意史笔，着《晋纪》。二徐之学，蜚声晋、宋之际，皆为学者宗师。琅邪王氏，王俭承家学之渊源，笃学不倦，经史百家，无不该览。素寡嗜欲，唯以经国为务，车服尘素，家无遗财。手笔典裁，为当时所重。尤善礼制，朝章国纪，典彝备物，奏议符策，文辞表记，多经俭手。铨品人伦，各尽其用，门多秀士，经其荐拔，多为名流。论经学，议国史，讲礼乐，校群籍，宋、齐之际，为学苑领袖。后辈借其家声 ，皆得重名。王规于五经大义，并略能通。既长，好学有口辩，为昭明太子所赏。留意史学，集《后汉》众家异同，注《续汉书》二百卷。王承以经术为业，发言吐论，造次儒者。在学训诸生，述《礼》、《易》义。王训文章之美，为后进领袖。王褒识量淹通，志怀沉静。美风仪，善谈笑，博览史传，尤工属文，有名梁世。入周之后，深为北人所重，颇参朝议。凡大诏册，皆令褒具草。文名与庾信并称。东海何氏，何承天幼渐训义，儒史百家，莫不该览。尤精史学，博见古今，尝撰国史。长于着论，《安边》之论，史称博笃；《均善》之论，力破佛说。讲《孝经》，删《礼论》。通历算，造《元嘉历》。学博思精，广大、精微兼而有之。家学相传，何逊以文章知名，与刘孝绰并见重于世，世谓之“何刘”。是皆继世承家，门族并着，市朝可变，人焉不绝。此类儒玄兼该、文史并重之家族尚多，兹不赘述。

第二个特征是儒家学者，多通佛老。东汉之时，佛法东来，渐入华俗，魏晋以降，遂如江河，不可遏止。儒生名士，王公贵戚，趋之如鹜，佛教遂盛于南北。如顺阳范氏，范泰博览篇籍，好为文章，爱奖后生，孜孜无倦。留意国学，尝上表陈奖进之道。撰《古今善言》二十四篇及文集传于世。晚好事佛，孜孜无倦。汝南周氏，儒玄传家。周朗雅有风气，明悉世务，多引古义，辞意倜傥。周颙名重当时，儒、玄、文、史，佛、道、声韵，无不精通。音辞辩丽，出言不穷，宫商朱紫，发口成句。泛涉百家，尤长于佛理，着《三宗论》。兼善《老》、《易》，与张融相遇，辄以玄言相滞，弥日不解。家学相传，周舍义该玄儒，博穷文史，尤精义理，善诵《诗》、《书》，背文讽说，音韵清辩。梁初草创，礼仪损益，多自舍出。国史诏诰，仪体法律，军旅谋谟，皆兼掌之。通礼学，撰《礼疑义》五十馀卷。父子为齐梁大儒。庐江何氏，何尚之雅好文义，尤精玄学，抄撰五经，兼奉佛法。家学相传，何偃儒术该通，素好谈玄理；何点博通群书，善于谈论；何昌宇不杂交游，通和泛爱；何胤师事沛国刘瓛，受《易》及《礼记》 、《毛诗》；又入钟山定林寺听内典。其业皆通。吴郡皇侃，师承贺玚，精力专门，尽通其业，尤明三《礼》、《孝经》、《论语》。所著《礼记义疏》章句详正，引述繁广，为孔氏《正义》所本。《论语义疏》南宋后失传中土，清初复得于东洋市泊，犹唐以来相传旧笈。详其内容，多杂佛义。梁武帝萧衍，少而笃学，洞达儒玄。造《制旨孝经义》，《周易讲疏》，及六十四卦、二系、文言、序卦等义，《乐社义》，《毛诗答问》，《春秋答问》，《尚书大义》，《中庸讲疏》，《孔子正言》，《老子讲疏》，凡二百馀卷。笃信佛教，尤长释典，制《涅盘》、《大品》、《净名》、《三慧》诸经义记，复数百卷。听览馀闲，即于重云殿及同泰寺讲说，名僧硕学，四部听众，常万馀人。梁昭明太子萧统，生而聪睿，三岁受《孝经》、《论语》，五岁遍读五经，悉能讽诵。读书数行并下，过目皆忆。吟诗作赋，属思便成，无所点易。梁武帝大弘佛教，亲自讲说，太子亦崇信三宝，遍览众经。招引名僧，谈论不绝。太子自立三谛、法身义，并有新意。梁元帝萧绎，聪悟俊朗，天才英发。既长好学，博总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虽戎略殷凑，机务繁多，军书羽檄，文章诏诰，点毫便就，殆不游手。口诵六经，心通百氏。文、史、儒、玄，靡不悉究；佛、老二氏，尽皆通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