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孔子儒家学说原是历久弥新一流先进文化结晶，揭示万物之灵“当行之路”（“人之所以为人”的应循客观规律，或称“天理”），推动文明建设，指引社会发展，增进人类福祉，导向大同理想人间天堂的经世致用美仑美奂大成宝典。

长期以来，人云亦云，咸认孔子儒家学说为两千年来中国的主流思想信仰，其实大谬不然。

西汉盛世雄才大略的武帝，在今文经学家董仲舒协同策划下，作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影响后世两千余年的重大决策。表面上看来，由此为始，儒学被确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和精神支柱，似乎就是儒家梦寐以求的空前伟大胜利了，岂不应该：“歌之不足，而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殊不知柳暗花明，否极泰来，封神立教，一统天下之时，恰恰是一场天字号历史大阴谋和大悲剧的开始。

武帝刘彻不是想象中的周文王型贤君，董仲舒亦非圣人伏羲，他们不过借孔子令名，偷梁换柱，精心篡改，重新塑造儒学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超级愚民工具，一种非常有利于专制君主体制超稳定“永世其昌”的“政教合一”型社会控制论；特别是朱熹的“朱子之学”为代表的宋明理学，以舍我其谁的后儒道统自居，变本加厉强化控制中华精神生活以来，彻底背离真版孔子学说本义，相去不可以道里计。借近世中国社会惯用的一句政治术语，就叫做“打着红旗反红旗”的伟大表演（Great Performance）了。

伪儒登龙，真孔蒙尘，愈演愈烈，一步紧似一步，意在灭绝天经地义的人本意识，铸成了一种以虚矫为特征的“国民劣根性”，禁锢了万物之灵特秉的创造能力，乃至阻绝了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一切通途。

一百六十年前，“千载未有之大变局”轰然降临，“天朝上国”，一触即溃，西学东渐，势不可挡。近百年来，新潮知识分子寻找中国积弱不振、落后挨打的深层原因，指陈孔学误国，不分青红皂白，“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喊了大半个世纪，直到“文化大革命”大破“四旧”，挖尽老夫子祖孙八十代孔林陵墓（1966年11月），继以极度丑化“孔老二”的“批林批孔”运动。

尽管如此，海内外尊孔势力始终不衰，一直有人以为“天不生仲尼，万古长如夜”，坚信孔子思想包涵着超越时空的不朽真理，博大精深，仰之弥高，钻之弥坚，不可毁也。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经济起飞，成就辉煌，举世瞩目；但中国特色真空型信仰危机如影随形，恶性狂飙，势若燎原。为从传统旧藏挖掘可供支持道德复苏、建设先进文化的有用资源，官方和民间人士重新评价儒家，敢信孔子学说或有大用。八十年代中期起，再兴儒学研究之风，整修儒家圣地曲阜三孔（孔庙、孔府、孔林）文物，复现钟鼓韶乐，操办祭孔大典，可是又一番荣华隆重壮观气象了。

在外部世界，孔子久遭冷落之余，近年也出现了颂扬儒家思想，寄望恢复孔子道德的呼声。

基督教伦理作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道德孵化器”，居功厥伟。

宗教所赖神话奇迹也许不失其“永久的魅力”，但在科技长进、经济发达、知识爆炸的现代化大趋势中，理性强势熠熠上升，那顶礼膜拜，虔诚笃信的强大感召力量，终要由绚烂归于平淡。

“如果对地狱的观念和沉沦的恐惧一旦冷淡了，那么人们对天堂和得救的渴望就会跟着冷淡下去。”（约翰·班扬《天路历程》）

世界由后工业化转进高科技讯息时代，神性信仰历史局限性愈益突显，社会性信仰危机如火如荼，贪欲泛滥，道德沦丧，江湖日下，不知伊于何底；另一方面，一些宗教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不惜以恐怖手段否定、颠覆现代化进程。文明世界险象环生，阴影重重。

神性宗教力有不逮，“真空”迎来心魔翩迁。举世信仰体系“青黄不接”之际，无论东方西方，迫切需要焕发一种令人茅塞为开、幡然顿悟的理性力量，重整不可须臾或缺的思想信仰体系，维系人类文明进步于不坠。

后冷战世界一体化新潮流中，颇有西方学者寄望振兴儒学，作为一种源远流长、潜力非凡的理性意识形态，垂范人类共同信仰（全球伦理），挽救现代科技社会神性信仰衰落之际瘟疫般流行的道德伦理危机。今日中国和世界都大有人在重新呼唤、重新发现、重新认识孔子。

但是，作为中国土特产的孔子儒家学说，如果不能从摔得几乎粉身碎骨的故乡爬起来，在神州大地首先大见成效，又何来奢想造福全球，奉献后世？

今日域中，孔子已经成为市场热闹花俏的商业炒作对象；孔圣人好象近在眼前，其实还远在天边呢！从根本上说起，什么是儒家学说？或者说如何定义儒家学说？仍是学界无休无止，似乎永远争论不清的ABC。至于儒家学说裨益了中国，或是害苦了中国？对于今日中国构建和谐社会，全球政治民主化、经济一体化、科技现代化以及发展市场经济的大趋势究竟是促进、相容还是对立？换言之，儒家学说在现世大有可用呢，略有可用呢，还是应该弃之若敝屣？人们居然可以得出种种截然不同的结论，而且大多理路驳杂，词意含混，一锅黏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