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学者皮锡瑞在其所著《经学历史》中将经学史上的宋代时期称为“经学变古时代”。的确，从宋代经学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特征来看，都与此前的汉唐经学、此后的清人学术有重大的区别。宋代经学重义理，好创获，重发挥，喜新说，在阐释与发展儒学内在价值的同时，高扬主体意识和理性精神，显露出鲜明的宋学特征。宋儒对于汉唐注疏章句之学进行了反思，认为传注众多造成经学分裂，汉唐注疏也不能穷儒经之旨。因此，在经学观念、经学方法、经学内容等方面，宋儒都有许多创新。在经学取向上，宋儒另辟蹊径，力图超越汉唐，崇尚“简易”，扫除汉唐传注之学，弃传求经，通过研究、玩味经典“本文”，直接探求圣人“本意”、经典“本义”，发掘经典中所蕴涵的儒学价值，“六经注我，我注六经”体现了宋儒主体意识的强化。
一、六经简要
汉唐经学的特征表现为章句注疏之学。章句既是一种解经体裁，也是一种解经方法。冯友兰说：
章句是从汉朝以来的一种注解的名称。先秦的书是一连串写下来的，既不分章，又无断句。分章断句，都须要老师的口授，在分章断句之中，也表现了老师对于书的理解，因此，章句也成为一种注解的名称。[1]
一般认为，章句与家法密切相关。章句是家法的必要条件，没有章句，也就无所谓家法。因此钱穆先生认为“家法”即“章句”，“盖有章句家法，则为师者易以教，为弟子者亦易以学”[2]。由于章句之学要对经典分章析句，难免割裂经文，断章取义。又由于要“左右采获”、“具文饰说”，难免牵引资料太多，烦芜堆砌，妨碍对经文的理解。如小夏侯再传弟子秦恭（延君）增师法至百万言，注《尧典》十余万言，其中解“曰若稽古”四字就用了二万言。可见章句之学末流之繁琐。班固《汉书·艺文志》批评章句之弊说：
古之学者耕且养，三年而通一艺，存其大体，玩经文而已，是故用日少而畜德多，三十而五经立也。后世经传既已乖离，博学者又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破坏形体；说五字之文，至于二三万言。后进弥以驰逐，故幼童而守一艺，白首而后能言；安其所习，毁所不见，终以自蔽。此学者之大患也。
所谓“不思多闻阙疑之义，而务碎义逃难，便辞巧说”，指对经籍中的一些问题本来不全明白，但为了显示博学，多方附会，不惜广征博引，证成己说，以逃避问难。所谓“破坏形体”，有两层含义：一是破坏经文的完整性，断章取义；二是如颜师古说，经师为逃避别人的攻击，析破文字的形体以饰说。汉初经师多通五经，训诂举大义而已。因为章句烦琐，牵引繁广，汉初古学之风渐失，经师往往白首不能通一经，虽然经说文字日益增多，但见解狭隘，不能会通[3]。
汉代经注除章句外，还有传、说、故、微、记、笺、解、注、解故、训诂、故训、集解、义、论等诸多名目。大体上有的侧重于对字义的解释，有的侧重于对文义的疏通。南北朝时出现一种新的解经体裁──“义疏”，又称“讲疏”。隋唐时期，继承了这种注疏方式，又对经书的传注作了新疏。唐贞观十四年（640），孔颖达等人奉唐太宗诏命，为五经作“义赞”，亦即注疏。书成之后，唐太宗下令改为“正义”。这以后注疏又称为“正义”。在唐代，疏是单独流行的，自成一书，不与注文合。到了宋代才把注疏合刻在一起，把疏分属于注文之下。注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疏不破注，也就是疏必维护注的观点，在注的基础上引申发挥，补充资料，以把原文注释的每一句话解释清楚为目的。刘师培解释唐人“正义”说：
至冲远(孔颖达字)作疏，始立正义之名。夫所谓正义者，即以所用之注为正，而所舍之注为邪，故定名之始，已具委弃旧疏之心。故其例必守一家之注，有引申而无驳诘。凡言之出于所用之注者，则奉之为精言；凡言之非出于所用之注者，则拒之若寇敌。故所用之注，虽短亦长，而所舍之言，虽长亦短。[4]
这段话对唐人注疏“疏不破注”特点的概括与批评，大体上是符合实际的。
无论是章句还是注疏，其最大的弊病莫过于繁琐。汉代的桓谭、王充、班固早就提出过批评。西汉末大儒扬雄“不为章句，训诂通而已”（《汉书·扬雄传》。但他撰《法言》，提出“五经不可使人易知”的观点，认为圣人之道如果易知，就如“天俄而可测，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载物也浅矣”（《法言·问神篇》）。圣人之经是“易知”还是“难测”的讨论，反映了两种经学取向。汉儒注重章句训诂，一经之说常达“百万余言”，这与他们的经学取向不无关系。虽然汉儒在字句的解释方面取得了不少成就，但儒家思想的精髓，往往淹没在繁琐的注释之中，儒学在汉唐时期的发展停滞不前，这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宋代经学“变古”，是变汉唐之“古”。宋儒在反思汉唐经学的同时，也涉及到经典的难易问题。宋儒多倾向于认为“六经简要”。如欧阳修撰《六经简要说》，认为“妙论精言，不以多为贵”，但“人非聪明不能达其义”。当然，承认“六经简要”，并不是要否定六经文本。要探求“圣人之意”，还得依靠经典。所以欧阳修《系辞说》批评“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说：
自古圣贤之意，万古得以推而求之者，岂非言之传欤？圣人之意所以存者，得非书乎？然则书不尽言之烦，而尽其要；言不尽意之委曲，而尽其理。谓书不尽言，言不尽意者，非深明之论也。[5]
故欧阳修治经尤其注意区分本末，“于经术务究大本，其所发明简易明白”。其论《诗》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