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北宋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主要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大方向进行。这场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科举入仕官僚的整体素质，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并引导经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促进了经学变古。

北宋的贡举改革，大体上经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个阶段主要是从制度层面改革考校程式，完善考场规则，杜绝场屋弊端，保证取士权牢牢控制在皇帝手中。这个阶段从太祖朝开始，到真宗朝止。但是，总的来说，宋初科举改革还停留在外部形武上，只是严格了考试规则，重在“防奸”，而对考试科目及内容，却因循守旧，几乎没有变化，也没有触及科举考试与人才培养的途径问题。第二阶段从仁宗朝开始直到徽宗朝止，重点在于改革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纠正士人“所习非所用，所用非所习”的流弊。南宋时期，除熙宁间增置的新科明法于绍兴年间废止，进士科最终分成以经义、诗赋两科取士外，其他所有条制、禁令，基本上一仍旧贯（参见何忠礼《科举制度与宋代文化》，载《历史研究》90、5）。宋代贡举改革完成于北宋中晚期。它主要围绕考试内容和人才培养方式两大方向进行。这场改革不仅有助于全面提高官僚队伍的整体素质，而且确立了儒学对科举的全面统治，推动了儒学的复兴。通过对科举考试内容和取士科目的改革，重新确立了儒家经典在科举考试中的核心地位，并引导经学从章句注疏之学向义理之学转变，从而促进了宋代经学变古。

（一） 经学在贡举考试中的边缘地位

宋初科目，沿袭唐、五代之制，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三传》、学究、明法等科。其中以经学为考试范围的有《九经》、《五经》、《三礼》、《三传》、学究五科。至于考试内容，也与唐代大同小异：“凡进土，试诗、赋、论各一首，策五道，帖《论语》十帖，对《春秋》或《礼记》墨义十条。凡《九经》，帖书一百二十帖，对墨义六十条。凡《五经》，帖书八十帖，对墨义五十条。凡《三礼》，对墨义九十条。凡《三传》，一百—十条。凡《开元礼》，凡《三史》，各对三百条。凡学究，《毛诗》对墨义五十条，《论语》十条，《尔雅》、《孝经》共十条，《周易》、《尚书》各二十五条。凡明法，对律令四十条，兼经并同《毛诗》之制。各间经引试，通六为合格，仍抽卷问律，本科则否。”（《宋史》卷155《选举一》）这就是所谓“以帖经墨义试诸科，以诗赋取进士”。

宋初进士科考试内容主要在于诗、赋、论、策，不以儒家经典为重。明经虽以儒家经典考试为主，但重点在于考察士人的记忆能力，谈不上对儒家经典的理解。“自唐以来，所谓明经，不过帖书、墨义，观其记诵而已，故贱其科，而不通者其罚特重。”（《宋史》卷155《选举一》）王栐《燕翼诒谋录》卷五说：“国朝因唐制取士，只用词赋。其解释诸经者，名曰明经，不得与进士齿。”帖经与墨义都重在记诵。帖经与现在的填空题类似，重在考察考生的记诵能力。如果帖题一般，考生均能回答，考官就难以评出优劣。于是考官就想方设法提高帖题的难度，形成了帖经考试中出偏题、怪题的倾向，造成社会上普遍学风不良，士人只默记帖括只言片语，而对本经大义荒疏，甚至茫然元知，因而受到有识之士的普遍反对。墨义是一种简单的对经义的问答，重在考试考生对经书本文及注疏熟悉程度。但由于回答正确与否的决定权完全操在考官一人之手，难以做到公平、客观，故流弊丛生。

郑樵曾经看到过一份吕夷简的乡举试卷，可以考见墨义这种考试方法的基本面貌：“愚尝见东阳丽泽吕氏家塾，有刊本吕许公夷简应本州乡举试卷，因知墨义之式，盖十余条。有云‘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则云‘七人某某也，谨对’。有云‘见行礼于其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则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其君者，如鹰鸿之逐鸟雀也，谨对。’有云‘请以注疏对’者，则对云，‘注疏曰，云云谨对。’有不能记忆者，则只云‘对未审’。盖既禁其挟书，则思索不获者，不容臆说故也。其上则具考官批准，如所对善则批一‘通’字，所对误及未审者，则批—‘不’字。大概如儿童挑诵之状。故自唐以来贱其科。所以不通者殿举之罚特重。而一举不第者，不可再应。盖以其区区记问，犹不能通悉，则无所取材故也。”（《文献通考》卷30《选举三》）

从这份试卷可以看出，墨义也完全是考察考生对经典的熟悉程度，而不关涉对经典大义的理解与发挥。宋初朝廷也不鼓励甚至反对对儒经提出个人见解，相反，对“守训诂而不凿”（王应麟语）的学风却有意无意间加以奖励。雍熙二年（985）正月己巳太宗下诏：“私以经义相教者，斥出科场。”这一科有王从善者，“年始逾冠，自言通诵五经文注，上历举本经试之，其诵如流，特赐九经及第，面赐绿袍、银带，钱二万。”（《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6）景德初，李迪与贾边都“有声场屋”。景德二年（1005）试举人，及礼部奏名，而两人皆不与。考官取其文观之，迪赋落韵，边论“当仁不让于师”，以“师”为“众”，与注疏异。特奏令就御试，“参知政事王旦议：落韵者失于不详审耳，舍注疏而立异，不可辄许，恐士子从今放荡，无所准的。’遂取迪而黜边。当时朝论，大率如此”（《文献通考》卷30《选举考三》）。由此可见当时经学考试是不允许与注疏立异的。总的来说，宋初承袭了唐代科举之弊，儒家经典考试在贡举制度中居于次要地位；经学考试方法僵化，脱离了儒家倡导的经世致用传统；考试内容、答题范围有严格的限定，儒生不能自由表达自己的观点，这不利于儒学的发展，造成经学研究的低落。

其实，这种重诗赋、守注疏的科举考试内容，从唐代开始，就受到有识之士的激烈批判。玄宗开元中，国子祭酒杨玚上奏批评“主司帖试明经，不求大指，专取难知，问以孤经绝句或年月日”，请求“自今并帖平文”。肃宗时礼部侍郎杨绾批评进士加杂文、明经加帖经：“从此积弊寖而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文；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与，未尝开卷。三史则皆同挂壁，况复征以孔门之道，责其君子之儒哉！”（《旧唐书》卷119《杨绾传》））宋太宗时梁颢献疏，批评当时贡举“所取不出于诗赋策论，简于心者援而陟之，咈于心者推而黜之”（《历代名臣奏议》卷164）。真宗时王禹偁认为应以德行为先，而不当以言语文学取士（《小畜集*外集》卷九）。咸平元年，右司谏孙何上奏认为：“王化基乎儒学，而治本根于文章”，而所谓“儒学”，所谓“文章”，并非进士、明经等科举之学，“所谓学，非解诂句读之学也，必可以财成制度、弼厥治、助厥化者焉。所谓文，非声病偶对之文也，必可以寅亮经纶，寿吾民、致吾君者焉。”因此无论是儒学还是文章，都应以经世致用作为鹄的（《历代名臣奏议》卷1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