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之绵延赓续，与素重师承之传统密切相关。儒佛之“道统”说，汉学之“师承记”、宋学之“渊源记” [①] ，即其力证。故历史学家陈寅恪说，“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 [②] 。作为现代新儒学的八大家，亦呈现出同一特色。冯友兰一系，即其显例。

冯友兰（ 1895 － 1990 ），字芝生，河南唐河人。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之一，“新理学”的创立者。蒙培元（ 1938 －），甘肃庄浪人。 1963 年北京大学本科毕业，同年考取冯友兰的研究生而师事之，直至 1966 年毕业。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蒙培元所提出的“情感儒学”，深为学界所瞩目。

接续二千五百年的传统儒学，从冯友兰的“新理学”，到蒙培元的“情感儒学”，其间自有密切的绵延赓续存焉。

一

中国历代之大哲巨匠，其理论视角多指向鲜活的人伦世界，故有“人间情怀”之说。中国之思想流派，其理论鹄的多指向实在的人间社会，纵使以“出世间”为旨归的佛教，后期亦有“人间佛教”之提倡 [③] 。

作为中国文化主干和主流的儒学，素重人世，具有强烈的“人间色彩”。从根本上来说，儒学就是人学；对人的关注，自始至终是儒学的中心和重心。人，绝非“单向度的人”，不仅仅是“理性的动物”、“符号的动物”，也是“情感的动物”、“生活着的动物”。儒学之绵延不绝，儒学之生生不息，儒学之生机勃勃，端在有此源头活水（人）存焉。

就对传统儒学的传承和赓续而言，不管是现代新儒学，还是当代新儒学，均致力于鲜活的大写的人的关注，均致力于大本大源的人间社会的探讨。

二

北宋大儒张横渠有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最能展示儒者的襟怀与抱负，也最能开显儒者的器识与宏愿，也可说是中国历代儒者向往的最高境界（“此哲学家所应自期许者也” [④] ）。

冯友兰有此期许，有此抱负，并且实现了这一宏愿。冯友兰说：“我的学术活动有两方面，一是哲学，二是中国哲学史” [⑤] ，并申明是以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哲学史家讲的是别人就某些问题所想的；哲学家讲的则是他自己就某些哲学问题所想的” [⑥] 。

冯友兰在完成《中国哲学史》（上下册）的写作之后，理论兴趣随即转向自己哲学理论体系的建构。嗣后，便有“贞元之际所著书”（“贞元六书”）的相继问世。它们是：《新理学》（ 1939 年）、《新事论》（ 1940 年）、《新世训》（ 1940 年）、《新原人》（ 1943 年）、《新原道》（ 1945 年）（副标题《中国哲学之精神》）、《新知言》（ 1940 年）。

识者谓， 冯友兰治学的途径方法，大体说来是“由论入史，而又因史成论；由‘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换言之，是本哲学以论哲学史，即哲学史以论哲学”；冯友兰笃学精思一生，实际上已经历了“论——史——论”的三次循环，而最后一次循环，尚未达到逻辑的终点。“如果不是自然规律的限制，谁能料定他在《中国哲学史新编》七卷之后，不能再建构一个自己的全新的哲学体系，从一个更高的层面上因史成论，为新中国哲学的发展添加更多的营养呢？” [⑦]

冯友兰接续程朱理学，旗帜鲜明地亮出了“新理学”三个大字，“使他成为抗战期中，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学家” [⑧] 。由著名哲学史家一跃而为一代哲学家的冯友兰，依然未改其初衷——哲学的源头活水是人和人间社会。

作为新理学代表之作的“贞元六书”，致力于人生问题的探讨。《新理学》是新理学体系的一个总纲，可以看作这部书的第一章：总纲，主要讲自然。《新事论》用新理学观点讨论社会问题。《新世讯》讲的主要是“一种处世术”，讲的是教人如何生活，是生活的方式。《新原人》用新理学观点讨论人生与道德问题，讲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讲的不是一般的生活方法，而是如何成为圣人的方法；其基本内容，主要是论释人的本质和人的境界。《新原道》论述中国哲学的主流，以明新理学在中国哲学中的地位。《新知言》论述新理学的哲学方法，以见新理学在现代世界哲学中的地位。新理学的纯哲学系统，以《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四书为骨干。

冯友兰重视人生与道德，是基于他对于中国哲学之特性的了解，同时也基于他对当代哲学现状的不满。冯友兰始终认为，哲学是入圣域之学，是叫人做圣人的学问，是教人做一个品格高尚的人，“假如我们要只用一句话，说出哲学是什么，我们可以说：哲学是对于人生底，有系统底，反思底思想” [⑨] 。基于对哲学的这种理解，冯友兰将人生问题作为其新理学的中心问题。

冯友兰认为，哲学的任务在于提高人的境界，教人如何成为圣人。所谓圣人，并非要行与众不同之事。圣人所行之事，即是日常之事，不过有“最高的觉解”而已。这就是所谓的“极高明而道中庸” [⑩] 。“极高明而道中庸”，是中国哲学的主要传统，是中国哲学的主流，是中国哲学要求的一种最高境界，是中国哲学的真正精神。

评论者说，“冯先生以哲学史家名世，但冯先生首先是真正的哲学家。他把哲学看作是人们对于宇宙全体的看法，是对人生的反思，是对生活的理解；认为从理性的层面看，哲学的思考体现了最高层面的‘思想’，他要求尽力达到‘极高明’；从功能价值的角度看，哲学是要通过自身而让人们了解人生，在现实中追求理想的生活，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这又要求哲学所讲的内容近人情，或说是‘道中庸’，要求哲学家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哲学理论”。冯友兰曾说：“真正的时代哲学，系将过去的思想与当时的事实问题接近，把活的事实问题与思想打成一片”，并认为“这才是哲学家应有的责任，也就是新哲学的正鹄” [11] 。这种既“极高明”又“道中庸”的新哲学，体用兼备，本末一贯，在冯友兰看来是中国哲学固有的最优秀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