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宋荣培，韩国国立汉城（seoul）大学哲学系教授。1944年出生于韩国。汉城（seoul）大学本科、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于台湾大学再获硕士学位。此后曾先后在比利时鲁文大学、德国图宾根大学进修，并最终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哲学系获得博士学位。

主要著作有：《中国社会思想史》，《解释学及社会哲学的诸问题》（合着），《对话的哲学》（合着）《诸子百家思想》，《人和自然》（合着）等。主要论文有：《诸子百家多样的战争论和哲学的问题意识》、《洪大容之相对主义的思考和变革的逻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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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序论

1986年，本书最开始用韩文出版时，戈尔巴乔夫改革宣言的冲击仍记忆犹新，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东欧与旧苏联的社会主义政权会象今天这样崩溃。但是1990年前后目睹了德国的统一与苏联的解体过程之后，许多人都认为，1917年十月革命以来地球上出现的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都因其内部或多或少的过度矛盾而不得不抛弃他们所向往的“理想”，永远地从历史舞台上销声匿迹，他们的命运似乎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受诅咒的。

但是70年代初，年轻的我在欧洲体验到的却是另外一番景象。那是在60年代与70年代的欧洲思想史上无法抹掉的一页。其实，在今天广为谈论的“后现代主义”哲学问题全面化之前，当时的西欧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很多严重的问题已经暴露了出来：在不断膨胀的生产组织和城市社会中的人被排挤、严重的环境污染、核武器的威胁等等，因此在对后期资本主义持批判态度的知识分子看来，这些问题已经开始成为--16、17世纪的启蒙主义以来渐渐膨胀的“工具理性”的过度发达已不再是解放人类，而是破坏人与自然的--巨大的“暴力”（Terror）。在一部分批判这种资本主义体制在社会结构本质上所具有的暴力性的知识分子中间，毛泽东思想作为一个“理想的”方案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在欧洲各国，众多全力支持毛泽东思想的小政党也比比皆是。

当然，到那时为止，我一直在韩国和台湾，在那种冷战体制下产生的极端反共逻辑与牢不可破的安保原则中长大并接受教育，因此对于社会体制与我们不同的社会主义阵营持有的偏见非同一般。但另一方面，在西欧的异乡世界里，对于那些存在于和我们相差甚远的精神、文化传统中的欧洲人，我第一次深切地体会到了一种“文化异质感”，同时产生了逆反心理，开始对当时在欧洲炒得火热的“毛泽东中国革命论”产生了好奇心。在欧洲开放的言论与学问传统中，我重新开始学习哲学，并且得以领悟到了到当时为止我一直没有意识到的我的“真面目”（meine Identität）。虽然迟了一点，但我还是醒悟到了在我去西欧之前一直苦苦追求的哲学思索实际上决非与我成长并受教育的韩国社会政治问题无关。也就是说，我深切体会到了我那“纯粹”的哲学思索其实决不仅仅是“纯粹”的普遍的抽象性，在它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映射着我在“韩国”这个东方的落后国度里郁结的苦恼与生活。

因此在我眼里，那种脱离了具体历史空间中的哲学问题意识，而仅仅追求超历史的、普遍正确的哲学原理的观念上的思索开始突然变成老糊涂徒劳的玩笑。用不熟练的语言学习西方哲学，我很难将其接受为“普遍的”哲学，在我看来,那只不是“西欧的”哲学而已。

2. 本论

本书对众多的中国古典作品进行了研究，并对现代中国和日本众多学者的分析进行了讨论，旨在对下面两种见解进行再讨论。其一是对根据无视实际的历史情况、单一地规定出人类历史发展的斯大林的传统理论，将中国历史图形化地分为五个阶段的中国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公式化的历史著作的批判。另外一种是对那种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马克思范畴、即以欧洲中心主义为根据认识中国历史的普遍认识方式的批判，他们认为亚洲社会在地理上尚未进入欧洲社会历史发展的初级阶段－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奴隶社会，更没有进入封建社会。在进行批判的讨论之后，结合在20年代至40年代之间活动过的中国知识分子们精神上的和革命的努力，尽可能具体地讨论了在中国革命中脱儒家化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问题。1） 儒家思想

在第一部分首先对孔子社会理论的本质进行了批判研究。这里我的出发点是试图克服至今为止对孔子理论现有研究（无论拥护还是批判）的根本缺陷。因此对忠实于中国文化传统的钱穆、初期的冯友兰等中国学者，以及后来（50年代）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持相反意见的赵纪彬、杨荣国和近年的冯友兰等进行了分析。前一类学者几乎全部都结合人本主义来拥护儒家思想的普遍正确性，与此相反，马克思主义者则从历史唯物论观点出发与前一类学者（所谓资产阶级中国学者）针锋相对，而且站在阶级斗争的立场上，将孔子批判为拥护随着封建地主阶级的形成而必然没落的奴隶主阶级的反动思想家。

因此本研究首先仔细地讨论了属于前一类拥护儒家思想普遍正确性的中国学者的见解，然后阐明了由于在中国古代，奴隶制社会是否存在一直存有疑问，因而阐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著述所带有的虚构特点。我认为，前一类资产阶级中国学者没有充分考虑到孔子及其后学思想形成时期的社会历史状况，只是抽象地对孔子理论进行了解释，另一方面，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仅仅将孔子理论解释为企图复兴没落的奴隶制社会的意识形态。这里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1926年由批判历史学者顾颉刚[1]（1893-1980）提出来的，即为什么孔子（公元前551-479）的理论并非在其生存当时，而是在“奴隶制社会”的规定完全不适合的300年后，在汉初被确立为正式的国家理念（die offizielle Staatsdoktrin），并且从那时起到最近为止一直得以作为正统的政治理念（die orthodoxe Ideologie）存在？本书欲阐明的问题在中国的文献中一直没有得到充分而有说服力的解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既无法对这一问题作出解答，也无法充分说明儒家思想在两千多年的中国历史发展中所做贡献的重大意义。

为了克服这两种观点的缺陷，我在第一章中叙述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根本性转变，即春秋战国时代（公元前770-221）周代封建宗法社会的崩溃。其后在第二章中结合孔子及其后学（孟子、荀子等）生存的古代中国社会的转换期，具体了解孔子社会伦理论的根本思想。我认为，关于人与社会的理论只有在该理论产生的社会历史情况下才能被正确领会。因此为了解儒家思想的本质，首先阐明了孔子对当代社会问题所取的立场（Einstellung），并从这种基本立场出发，对孔子的社会伦理论进行了全面讨论。

所以我在书中讨论儒家思想的本质时，首先将其与传统“性理学”所具有的超历史的、绝对真理意义上的世界观和解释分离开来。因此一开始就将朱子的《四书集注》排除在外，主要通过与同时代文献 尤其是《左传》、《国语》等 进行概念和历史实证上的考证，分析了其意义内容，同时结合春秋战国时代“社会经济大变革的历史”进行了阐述。从这一点上可以说，我对于儒家思想的研究不仅与那些传统的性理学者主张儒家思想超时代、超历史的普遍正确性的研究成果不同，而且也区别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学者根据50年代斯大林所提出的被单一图形化的五个社会历史阶段划分的唯物历史观理论，将孔子思想判定为反动思想的观点。2） 儒家式的社会结构

在第二部分中我尝试对中国传统社会（称之为“儒家式社会”）[2]进行了广泛而彻底的分析。我认为尤其从这一点上来看，本书十分有创意（heuristisch）。我之所以根据中国的古典（《史记》、《汉书》、《后汉书》）对“儒家式社会”进行分析，是因为对中国传统社会提出了新的理论。在中国现代史上中国社会史论战在1928年中国共产党败给国民党之后开始抬头，并且在30年代初达到高潮。不仅马克思主义者，连（所谓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也参与了关于当时的中国社会究竟处于何种发展阶段这一政治上十分微妙的争论。中国社会是否依旧处于封建阶段？资本主义因素是否已经充分发展得足以适合无产阶级革命？根据主张人类历史单一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更正确地说，是斯大林图形化的公式）的解释，这些关于中国社会结构的问题是在规定中国革命下一阶段任务中起着决定作用的问题。在这里，著名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共四卷，1931－1936，上海）的编者王礼锡指出，由于对儒家式社会的特点没有一致的看法，所以学界将儒家式社会的问题称为一个“谜”。共产党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在50年代，又重新引发了根据马克思原理来说明中国历史发展的中国社会史，尤其是对土地所有形式的争论。在这一争论过程中，侯外庐接受了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认为在古代中国农民只有土地占用权（使用权），而没有土地的所有权，“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侯外庐、贺昌群等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与历史学家为了强调中国皇帝的独裁性格，明确提出了国家的政治中心作用。对此，高敏等学者站在了相反的立场上。但无论何种观点，中国大陆都单纯地将夏朝至春秋时代（公元前770-476）划分为奴隶社会，将战国时代（公元前475-221）至鸦片战争（1840）约2500年的土地私有占支配地位的时代划分为封建社会。18世纪以来，欧洲的思想家们（除孟德斯鸠以外，还有英国的国民经济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对于亚洲、更正确地说是非欧洲的社会，全都只看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不前和政治上的东方专制主义。

根据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论，亚洲社会处于人类历史发展的最初阶段，即半野蛮半文明阶段。这里没有土地私人所有权，只有部落的共同所有和东方的专制主义式的土地国有制，即万人服从于专制君主一人（或国家）的奴隶状态占据支配地位。这一学说作为理论论证最重要的前提，是以所谓的灌溉假说（die hydraulische Hypothese）为根据的。根据这一学说，大型的公共事业（建设堤坝、运河等）是使东方的农耕变为可能的基础，为了管理这种大型的事业，“专制君主”即“国家”这一组织化的权力是必需的。主张这种亚细亚生产方式论的有20年代和30年代的威特伏格（魏特礼, K.A.Wittfogel）、麦德扎（Madjar）和沃格（Varga），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为反共主义者的威特伏格和匈牙利的马克思主义者托基（F.Tökei）等。此外还有很多研究中国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或非马克思主义学者（Garaudy,1967; Fahrle/Schöttler, 1969; Kramer, 1970; Vatankah, 1973; Vogel, 1974; Jutta-Reisse, 1975）也是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论出发的。正如1978年门泽尔（U.Menzel）在自己的博士论文《中国式发展模式的理论与实践》（Theorie und Praxis des chinesischen Entwicklungsmodelles）中所说的，根据马克思和亚民（S.Amin）[3]的理论，可以将中国传统社会归结为贡纳制的生产模式的亚洲形态（die asiatische Form der tributgebundenen Produktionsweise）。但在这两种理论中都假定了一个共同之处，即沉积了数千年的中国社会的停滞性。这两种理论全都试图对这种停滞性提出几种根据，但是持这一观点的这两种理论都没有想过在“儒家式社会”里每隔200年就出现一次的革命群众对既存的权力秩序所做的彻底破坏，也没有把过这种自我变化的巨大力量纳入理论视野，因此也无法对此作出任何说明。除了一部分中国和日本学者的成果（李亚农、杨宽、许倬云、增渊龙夫等）[4]以外，到现在为止，在所有的文献、尤其是西方的文献中，几乎没有从社会经济关系出发，明确地阐述中国社会从西周宗法社会（或封建制）到汉代的官僚中央集权制发生的变动进行过研究。正因为如此,主要依据欧洲中国学学者（尤其是巴尔拉兹）理论的弗兰克（H.Franke）和特拉泽太（R.Trauzettel）认为将汉代社会作为一个社会经济模式来定义是不可能的[5]。我的儒家式社会理论与埃伯哈德（Wolfram Eberhard）提出的“绅士”（Gentry）社会[6]的主题相近，但我将这一主题作了更加丰富而广泛的发展。

我的儒家式社会理论通过与前面简单提到过的、至今为止关于中国传统社会的各种理论的比较，首次根据具体的资料，尤其是中国的古典，阐明了皇权（或国家）和大官僚地主之间的利害冲突与矛盾，而这一点在现在看来具有崭新的现实意义。我的分析不仅否定了灌溉假说和与之相关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假说，而且更进一步，证实了地主阶级的垄断式支配权,即证实了大地主在中央官僚集权政府占据高级官僚的地位，同时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破坏皇权（或国家）的官僚主义，最终促使中央国家（皇权）的阶级基础完全崩溃。结合大地主官僚的这种垄断支配，我阐明了儒家式社会停滞的特点及其所具有破坏性的、革命性的巨大动力的结构性根源。最后记述了中国传统社会里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萌芽。3）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

在第三部分“儒家思想的破坏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中，我讨论了非市民社会中国革命。为了了解中国革命，我具体地分析了20年代至40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奋斗历程。革命知识分子不仅要通过外来文化将一般的革命理论消化为自己的东西，而且不得不完完全全地体会自己正在屈辱地倒塌下去的传统儒家式社会。他们还要以无法从传统和现实中分离出去的语言、习惯和道德等为媒体，来探索并实现他们的革命之路。考虑到这些情况，我主要谈了下面三个问题：

1. 对新中国的理想和儒家思想的破坏

2. 民族主义知识分子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

3. 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即马克思主义在特殊的中国社会状态下的适用

尤其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我只考察了毛泽东的革命实践及其唯物辩证法。但本书的目标却是结合非市民社会的中国社会中的“无产阶级革命”，解释儒家思想、传统的儒家式社会和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阐明中国革命的本质。

3. 终论——中国革命的性质

那么“中国革命”是什么呢？它是存在了数千年的“儒家”社会的根本颠覆和向着社会主义社会的“有意识的”结构变化。从根本的原因来看，对属于非市民社会范畴的“儒家”社会的颠覆,从根本上说,不在于帝国主义的侵略而产生的无产阶级的毅然决然的斗争，而是在于由数亿“贫困的”农民构成的“有组织的”力量乃至军队。这些人是走向没落的“儒家”社会的必然产物。在维持其基本结构达两千多年的传统的“儒家式社会”里，正如第二部中所阐述的那样，大规模农民战争的频繁爆发是其主要特点。经常是每隔数十年就有数十万甚至数百万贫困的农民大众被动员到暴力的抵抗运动中。象过去传统中国的人口发展图表中清楚表现的那样，这种浩大的农民战争每隔200年就会周期性地爆发。而这种农民战争分别导致了当时存在的社会秩序整体性的崩溃。这时经常会损失三分之二以上的生命，这点在所有王朝初期的人口数统计最少中表现得非常清楚。这种暴力的农民战争的根本原因在于“儒家”社会结构的必然性。“儒家”社会在“官僚 地主”的支配下，总会必然地导致连人口的百分之十也不到的地主和占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少土地和无土地的农民大众之间不合理的土地所有关系。伯灵顿·穆尔（Barrington Moore）曾说道，“中国社会从结构上必然会制造大量的人渣，即可以很容易点燃起义火花的柴禾堆。”[7] 在持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式社会里，贫困的、即失去了生产手段（或土地）的农民大众虽然进行了大规模“有组织的”抵抗运动，给各个王朝原有的支配关系以最后的一击，但并没有出现生产关系的根本颠覆。但这里有一点事实很明显，即贫困的农民大众（或“中国式的”无产阶级）在特定的条件下，被迫脱离“自然”（或被自然制约的土地），因此只能通过暴力的行动，即革命实践来展开他们的“历史”。

因此中国革命跟以前悲惨的农民大众的革命战争根本的区别不在于“战略的”形式，而在于“革命理念”的方向。因为从中国过去的历史来看，社会的根本的“质的”革命从来没有由于以前的革命战争而发生过改变。通过现在的中国革命，才使得从儒家式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结构的变化才得以实现。在革命中国走过的发展过程中，从这样落后的儒家式社会到最进步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一开始就有着目标意识的变革，决不是根据生产力内在的发展、即社会生产的“决定论的”法则事先所决定的，这一点很明显。从整体上来看，它反而是依靠人的“主观意志”，即经过了现代中国众多革命知识分子的宣扬，以及相互间进行的激烈的敌对斗争，最后依靠长时间的革命战争中确立的“中国民众的意志”而决定的。

这些革命的知识分子起初否定了“传统”儒家的“家长”制度和世界观，大量引进了个人主义、民主主义、理性等资本主义社会的理念和文化价值。他们宣告了旧中国的灭亡，试图从中诞生出应走向“市民社会”的新中国。但随着帝国主义侵略的加深，这被判断为“幻想”。帝国主义者们强迫中国让步，给予他们毫无根据的特权。中国人特别从租界的外国人那里受到了无异于狗的歧视和轻蔑。在这种情况下，受到刺激的民族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的现状，开始寻求正确的斗争路线。鲁迅首先描绘了中国非人的现实，鞭笞了中国人的虚伪意识，特别是虚伪的知识分子。李大钊首先根据传统的乐观主义世界观，“有意识地”克服了中国受屈辱的悲观主义，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些民族主义的知识分子对年轻的学生和小市民产生了影响,在他们中间中国共产党得以诞生和成长。深深扎根于“民族主义”意识和精神的中国共产主义者（毛泽东）适时地看破了斯大林的错误路线,他们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反对斯大林的路线，努力贯彻他们自己的革命战略。因此与中国具体变化的现状联系在一起的中国民众的不断努力正是中国社会“质的”变化的内在原因。

但这时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很清楚地出现了。问题就是，中国革命到底如何依靠“人的主观意志”，去成功地实现由意识决定的“客观的社会变革”即社会主义。

对于这一点，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或毛泽东思想）再一次号召要依靠“人的意志”即“不断的革命实践”。这里正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之处，同时也是其决定性的弱点。

如上所述,本书讨论的不是1978年以后现代中国推动的各种产业结构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即“开放主义路线”所向往的现代中国的全面问题，而是对这些问题出现之前的中国社会“根源式的”社会变革，也就是近现代中国社会走过的“自我变革”（或革命）过程中的问题，与维护传统的儒家思想正统性的“儒家式社会”的社会构成体的问题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用通史的目光进行了分析和提示。因此今天目睹了东欧共产政权的崩溃、东德被西德的吸收统一、以及旧苏联社会主义联邦体制的解体过程等最近巨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变革”之后，对于我们来说，无法拭去本书已经成为另一部“古典作品”的感觉。

但我想指出，对于解决中国社会面临的未来问题，也会一直需要对传统思想和传统社会的透彻的科学理解。尤其从这个观点来看，在第二部中基于庞大的文献基础之上独创地提出的“儒家式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的分析有着深远的意义。对于这个部分，希望能够继续进行广泛的－不管肯定的或批判的－学问上的讨论。注释：[1]参见顾颉刚《古史辨》第二卷。[2]中国历史是根据冯友兰的主张划分的，儒家式社会是与“经学时代”即正统的儒家式社会一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香港，1961）。儒家式社会是随着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初汉武帝时代形成的董仲舒（公元前179-104年）等今文学派的倡导，儒家思想被规定为正式的国家理念后而产生的，约2千年后19世纪末随着西欧资本主义的流入而灭亡。[3]U. Menzel, Theorie und Praxis des chinesichen Entwicklungsmodells, S.24.[4]参见李亚农，《李亚农史论集》，上海，1978；杨宽，《战国史》，上海，1980；Choyun Hsu，Ancient China in Transition，Stanford，1965；增渊龙夫，《中国古代の社会と国家》，东京，1960等。[5]H. Franke/R. Trauzettel, Das chinesische Kaiserreich, Fischer Weltgeschichte. Bd. 19. S. 95.[6]Wolfram Eberhard, Conquerors and Rulers: Social Forces in Medieval China，第一章。[7]Barrington Moore, Soziale Ursprunge v. Diktatur u. Demokratie, S, 2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