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先生从清人对杜注的批判引入，列举了清人通过抬高贾逵、服虔的注来批判杜注的几条理由：1、杜预不是经学家，其注不够学术标准，问题很多。2、杜预人品太差，投奔杀父仇人司马氏集团，认贼作父。3、杜注喜用王肃的学说。但吴先生并不赞成清人对杜注的批判，他认为，从学术发展来看，杜注并不比贾、服注差，相反，杜很好地利用了东汉人的成果，是一种推陈出新，贾、服注的精华也都被杜注吸收了，这也是贾、服注失传，而杜注至今犹存的一个重要原因。表明了对杜注充分肯定的态度之后，吴先生又进一步分析了杜注的四大长处：1、清通简要。吴先生认为这是杜预所处时代的学风使然，这也是杜注能够流传下来的又一个重要原因。2、经、传合在一起。吴先生以为杜预不是经学家，在解释名物制度方面虽不如贾、服，但其从史学的角度，将经、传合在一起，更能理清历史事件发展的脉络。3、沿革地理方面，杜注对地名的注释较为准确，是我们今天了解先秦地名的一个重要桥梁。4、杜预是政治家、军事家，有丰富的政治、军事实践，其对历史事件的理解较一般书生更深刻。分析了以上几点以后，吴先生非常明确地指出，杜注是打不倒的，已与原书凝为一体。

三、《左传》对孔子的态度。

吴先生首先以《左传》在轻天命鬼神，治国主德治，君主行三年之丧等基本问题上符合儒家的观点为由，肯定了《左传》的儒家性质。吴先生紧接着又指出，《左传》引用了很多孔子的言论，也把孔子作为历史人物载入书中，但其与《论语》、《孟子》等书中所记有所出入，这种出入是《左传》作者有意为之，其目的是借孔子之口来表达自己的思想。吴先生举了三个例子来具体说明这一问题。其一、对赵盾弑君的评价，《左传》里所引孔子的话，一方面赞美董狐秉笔直书，一方面又称赵盾为古之良大夫，实有些前后矛盾，这应当不是孔子本人的言论。吴先生引清人的说法“《左传》作者慑于赵国之强”的观点，认为这反映了《左传》作者的势利，并指出《左传》作者这样做很不高明，极易引起读者的反感。其二、对泄冶谏陈灵公而被杀一事，《左传》里所引孔子的言论，表明孔子对泄冶的行为不大赞成，认为其不识实务，是白白送死。吴先生认为这与孔孟为代表的儒家重义的思想格格不入，是《左传》作者崇尚功利的表现。其三、《左传》里引孔子言论，表明孔子主张宽猛相济。吴先生认为《论语》中找不到孔子用“刑”来治国的言论，看不出宽猛相济的思想，宽猛相济可能是《左传》作者政治倾向的反映，这说明《左传》虽属儒家，但同纯粹的儒家已有很大差别，战国时的大环境，出于现实的需要，重刑成为一种社会思潮，使《左传》打上了时代的铬印。对此，吴先生还进一步指出，韩非的重刑、功利思想在《左传》里都能找到萌芽，说明儒家与法家的密切关系，法家是儒家中的激进派转化而来，法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李斯、韩非都为荀子的学生不为偶然。

吴先生虽已76岁高龄，但在整个演讲中思路清晰，引经据典，展现出他渊博的知识，严谨的治学方法，这些给在场的听众以深刻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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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缁衣》引《诗》考

11月26日下午，在文科楼424举行了《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的第14讲，这也是本学期《儒藏》学术周的第二讲，主讲仍是吴荣曾先生。吴先生此讲的题目是《< 缁衣>引< 诗>考》，主要通过分析郭店楚简中《缁衣》（以下称简本）与传世文献《礼记》中的《缁衣》（以下称今本）在引《诗》文字上的异同，将其与今天传世之《诗》作比较，以讨论《诗》在流传过程中的相关问题。

为使大家有一个初步的背景知识，吴先生首先对近几十年来出土文献的概况及价值作了简单的介绍，吴先生认为近几十年出土文献的大量出现，让学术界纠正了从疑古派以来的很多错误看法，为诸如《孔子家语》、《文子》等“伪书”正了名。

接着吴先生具体讨论了简本《缁衣》引《诗》的几个问题：

一、简本与今本引《诗》文字不一致。

为了让大家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吴先生举了简本与今本引《诗·小雅·巧言》的例子：

简本：非其止之，共惟王恭。

今本：匪其止共，维王之邛。

吴先生指出两个本子所引的这句诗，不仅文字有所不同，而且字序也不一样，这就使意思差别很大。

二、逸诗

吴先生认为从战国到西汉，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及文献流传中的自然损毁，文献中有些内容亡逸的现象很普遍，就《诗》而言，其虽是古人传唱的，但也有亡逸的情况，《左传》、《国语》以及诸子中所引《诗》中的语句，有很多在今传《诗》中已不见，比如《荀子》中有80多处引《诗》，但至少有6处不见于今传《诗》，且这6处互不相同，说明在秦汉时《诗》中的语句亡逸的数量还是很大的。这一点，从简本《缁衣》引《诗》的情况也可证明，吴先生分别举了第12章、第9章、第5章所引《诗》的情况加以说明：

第12章：“吾大夫恭且俭，靡人不敛。”这句话在今本中无，在今传《诗》也无，这是典型的逸诗。

第9章：“其容不改，出言有｜，利民所信。”今传《诗·小雅·都人士》中有“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归于周，万民所望”这样类似之语，但二者又很不一样，今本所引与《诗》相同。王先谦认为“行归于周，万民所望”与后面的内容接不上，《都人士》的大部分内容是描述一名男子对一名女子的想念，而这句话则表达了士大夫对自己国家的思念，吴先生认为这句话可能是与简本中所引之句连在一起的。

第5章：“谁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今本为“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国家以宁，都邑以成，庶民以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

今本所引内容更多，且包括了简本所引，但在今传《诗》中都没有，清人简单的认为此八句都为逸诗，吴先生则认为从简本与今本的不同来看，今本所引极有可能是两首诗混在了一起，即：“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正，卒劳百姓”为另一首诗的内容，因古人引《诗》有时很随意，很有可能将两首诗混在一起。吴先生又指出，《诗》中大部分是四言，而从今本所引的“昔吾有先正，其言明且清”及今传《诗》中“谁谓鼠无牙”这样极少的五言，可以看出诗歌文体的变化，即战国到西汉这一时期出现了五言的萌芽。这种变化的原因可能是音乐的变化。四言在战国时也开始通俗化，一般人写文章都用四个字，且押韵，这从诸子及汉朝的一些作品可以看出来，这便是最早的散文。

分析完上述三个例子以后，吴先生又指出，逸诗的情况虽然很普遍，但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时，应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为战国时人所引的诗，有的并不是今天我们所讲的《诗》中的诗，而只是当时的谚语、歌谣、劳工号子等有韵的文字，因此我们在阅读先秦文献时，不要一看到“诗”的字眼，就以为应该是今天的《诗》中的语句，就草率地判定其为逸诗。

最后，吴先生将所讲的内容总结为四点：

1、战国时流传的《诗》的内容应比后来的多一些，今传《诗》在西汉才定型。

2、现在的《诗》与战国时的《诗》文字上有差别，不只是通假的问题。

3、四言在战国时变化，一方面通俗化，成为散文，另一方面从四言变成五言，战国时少，到西汉时就越来越多了。

4、战国人对有韵之文喜套上“诗”之名，其实不一定就出于《诗三百》。

吴先生在演讲中多次提到，进行研究时，不能人云亦云，对一条材料不能不加分析就用来作为某种结论的佐证。这是吴先生几十年治学经验的总结，我们应该继承和发扬。

吴先生讲完后同学们开始提问，在这些提问中有的是向吴先生虚心求教的，有些是与吴先生商榷对话的，有些则是直接与吴先生交锋的，吴先生都给以了耐心细致的回答，现场气氛非常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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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庐》初探

11月27日下午，古籍所会议室座无虚席，老师、同学济济一堂，再一次聆听了吴荣曾先生的教诲。吴先生这次讲座是川大《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的第15讲，也是吴先生主讲的《儒藏》学术周的第三讲。先生此讲的题目是《< 盖庐>初探》，主要讨论了张家山汉简中的兵书《盖庐》的相关问题。

吴先生首先介绍了《盖庐》的体裁。此书同战国时的很多书一样是问答体，具体为伍子胥与吴王阖闾（盖庐即阖闾）的问答，当为伍子胥的著作。《汉书·艺文志》“兵技巧”与“杂家”中都著录有伍氏的著作，但《盖庐》与二者均不同，故此书可能西汉初尚存，西汉末时就亡佚了。此书出土时首尾完整，无汉人整理的痕迹，保持了战国时的原貌，当为西汉抄本。

吴先生接着指出此书当与《孙武兵法》有一定的关系，因为其都是作者与阖闾的问答，这有利于纠正疑古派关于《孙武兵法》的不正确认识。《史记·孙武吴起列传》中明确记载了孙武至吴，向吴王呈现自己所写的兵书，但疑古派认为这是司马迁据小说家言，不可靠。此书的出土，则有力的证明了《史记》所记可信，至少孙武到过吴是没有问题的。

吴先生随后指出，与当时的其他兵书一样，《盖庐》不仅仅讲打战，也与当时的社会思潮密切相关，各种思想在其中交汇。如其第二章讲要遵守天时，“顺者王，逆者亡”，这种遵守客观规律态度，是道家的重要思想。该书中还时常反映出黄老思想。吴先生认为，该书总的来讲是道家、黄老思想的一部著作，但也有近乎儒家的思想，如讲“德攻”，主张攻打“无德者自为君”“暴而无亲，贪而不仁者”“赋敛重，强夺人者”等十种不德之人，这是对战争正义性的强调，与儒家的“义战”接近，与一般兵法的对己有利就打，不利就不打有很大的区别，当是儒家思想的反映。另外，其主“刑罚为末，德政为首”，也与儒家相同。吴先生还认为，《盖庐》主张战争的正义性与德政，说明其产生的时代可能要早一些，因越在战国晚期，要达到统一，就必须讲对自己是否有利，必须使用武力，如《孙子兵法》就很强调战争对自己的利弊，《尉缭子》则坚决主张暴力。

因为此讲是吴先生川大之行的最后一讲，为了让老师、同学们与吴先生有更多的交流机会，所以时间不是太长，剩下的时间主要是老师、同学们与吴先生的座谈。座谈中大家积极踊跃，纷纷向吴先生请教具体知识，与吴先生探讨研究方法。对同学们的请教，吴先生总是给以耐心细致的回答，与老师、同学讨论时，吴先生非常谦虚，总是认真倾听别人的观点、意见，并适时地补充自己的观点与看法。这些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了一代名师的风范。

吴先生主讲的川大《儒藏》学术周到此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我们在祝福吴先生身体健康的同时，期待着吴先生能再次莅临，给予川大学子与学人更多的教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