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8日下午四点，古籍所会议室迎来了其《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的第五讲。本次讲座的主题为“旧话重提：也谈日本《古文孝经孔传》真伪问题”，主讲人为古籍所所长舒大刚教授。舒先生是国内著名的“孝经学”研究专家，于此领域耕耘多年，创获颇丰。

讲座之始，先生首先介绍了一些有关《孝经》的基本情况。“孝，百行之首，众善之源”，其观念的产生非常早。周人有赡老之风，便已有“孝道”思想的产生。后经孔子的提倡，其进一步理论化、系统化，内在的思想价值得到完善、提升。再经曾子的进一步发挥，使“孝道”观念具有更为客观合理的内核，最终促使了《孝经》的产生。汉唐之时，统治者多以“孝道”治国，其进一步深入到社会各个阶层，成为影响、规范人们日常生活的行为准则。在此基础上，《孝经》得到了古代社会人们普通的重视，“孝经学”亦由此流彩纷呈。

接下来，先生进入了今天的讲座主题。指出，由于受汉代今古文经学之争的困扰，至今在“孝经学史”上仍有两桩没有解决的公案。一是在经文上，“孝经”分《今文孝经》和《古文孝经》，今文 18 章，古文 22 章；今文字少，古文字多，孰优孰劣，难定一尊。二是《今文孝经》有郑氏注（相传为郑玄作），《古文孝经》孔氏传（相传为孔安国作）。郑注、孔传，孰真孰伪，在唐代曾引起很大争议。后来唐玄宗御注《孝经》，经用今文，注采诸家，此后则郑、孔之注皆废。至北宋时，司马光又从秘阁得《古文孝经》一本，乃隶古文写成。由此引起“孝经学史”上的第一个研究高潮。元明以来，《古文孝经》、《今文孝经》、朱熹《刊误》、吴澄《定本》四种，全力争先，并行天下，而今、古文之《郑注》、《孔传》皆失。直至清乾隆年间，方由商人从日本购回《古文孝经》及孔安国《传》一本，后又有“今文”《孝经郑注》的传入。两书均刻入鲍廷博《知不足斋丛书》。一时间，一石激起千层浪，赞誉者有之，怀疑者亦有之。而其真伪问题，终清一代，并未得到解决。

近世以来，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涌现，使二十世纪初人们怀疑的许多古籍都得到了证实，于是又有学者开始重新审视日传《古文孝经孔传》的真伪问题，而这一工作又以胡平生先生最有代表。其广征博引敦煌遗书以及其它资料，经过耐心细致的求证，认为日传《古文孝经孔传》不仅不伪，而且底本比传世的司马光《指解》本要优秀，文字也更为可靠。其理由大致有四：一是日本发现了在中国失传多年的，“今文《孝经》郑注”这个《郑注》又与敦煌残卷，《郑注》以及《郑序》，十分吻合，说明日传《郑注》不误。二是北京图书馆所藏“和平二年康丰国写本”《孝经》残卷与代表日本《古文孝经》系统的足刊本最为接近，故其为日传《古文孝经》在高昌时期的祖本。三是“日传本”大量使用“俗体字”和“隶写古文”，在文字上有许多与敦煌和吐鲁番遗书《孝经》相同或相似的写法，说明“日传本”仍然“古风犹存”。四是“不同时期的日本古抄本陆续发现”，这些都可以追溯到北宋末和南宋初，说明《古文孝经》之传入日本时间甚早。针对上述四条理由，舒先生结合清人丁晏、郑珍对日传《古文孝经孔传》怀疑的理由，考察敦煌遗书《孝经》古写本残卷、宋代范祖禹所书大足石刻《古文孝经》，核对古注疏所引《古文孝经孔传》，考察现存最早的《古文孝经》旧注司马光《指解》和范祖禹《说》等文，对胡先生所据以为说的四条理由一一进行了考察和分析。最终，通过上述的表述，舒先生认为：不仅日本《孔传》不是真“汉孔安国”所作的《孔传》，而且也不是晋唐所传“旧孔传”；其经文不仅不会比今传《指解本》更早，文字也远不及今传《指解本》，至于与南宋所刻的大足“石刻本”、北宋所录“古孝经”字形相比，那就更相形见拙了。

通过这一论题比较专业的讲座，先生充分展示了其运用史料的合理性和论证的严密性，使在场众师生充分感受到了其治史的“才、学、识”。本次讲座除本所师生外，还吸引了历史文化学院、文新学院及其它学院的许多师生。整个讲座持续一个小时左右，至五时许方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