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10月12日，《儒藏》系列讲座第三十五讲邀请到了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台湾学者吴铭能先生担任主讲。吴先生用翔实的资料、细致的知识详细介绍了档案、校勘与历史研究的重要关系，使同学们受益良多。

如题所述，吴老师在讲座中一再申明第一手历史资料的价值和校勘在历史研究中的重要性。吴老师据中华书局1994年出版的《梁启超未刊书信手迹》与台北世界书局1958年出版的《梁任公年谱长编初稿》校对后发现，后者在许多处篡改了梁启超的书信。书信原件的出现，可将这些有意篡改、粉饰的文字改正过来，同时也反映了时代因素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维谷处境。吴老师对照《饮冰室文集》与《梁氏饮冰室藏书室目录》，发现其中校勘并不十分仔细。这也充分说明，我们写文章在引用资料时一定要注意确实第一手来源，这样的资料才更能反映真实的历史。

现行“口述历史”十分流行，但是这样的历史也并非全然切合历史。当事人亲历时间的见证与回忆，按常理说，“现身说法”应该是最值得信任的。但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可以补档案的不足，有些人的口述历史则与档案抵触，显系错误。纠其原因：有记忆有误者，有资讯不全者，有隐讳、歪曲、有意不忠实者等等。由此突显原始档案资料的重要性。吴老师以黄彰健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为例进行了讲解。黄先生以考证为主，许许多多大大小小事件的时间、地点、前后关系，散见各地留下来的回忆录、口述历史、会议记录、电报、档案文件、报刊报导等，穷尽所有可能的线索，不惮烦琐复杂，一一抽丝拨茧，使得过去语焉不详、以讹传讹的错误或扑朔迷离的情况有所澄清。

讲座的最后吴老师指出：在西方历史研究方法严重侵蚀的今天，中国传统的方法同样适用，甚至更适合中国的历史研究。黄彰健先生的《二二八事件真相考证稿》就完全沿用了清初黄宗羲与万斯同整理明代史料的方法：国史（包括档案）取详年月，野史（包括口述历史、回忆录）取详是非，家史取详官历。以野史家乘补档案之不足，而野史的无稽、家史的溢美，以得于档案者裁之。这充分显示出中国传统研究方法的可靠性、有效性。当然在具体的研究中采用何种方式可因地制宜，不必拘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