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月二十八日下午四点，《儒藏》系列讲座第三十四讲拉开帷幕，古籍所所长、《儒藏》主编舒大刚教授做了这次讲座。舒老师深入浅出、生动活泼的演讲，博得同学们阵阵掌声。

“义利观”是中国国思想史上一个较为普遍的话题，谈论的学者、流派都很多。舒老师的讲演以儒家与墨家的义利观比较作为切入点展开话题。墨家是谈论义利观最多的学术流派，它出于儒家，但诸多观点与儒家有异。墨学在先秦曾经是一门“显学”，中有间断，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又变得热门起来。当时的儒家受到各方的攻击，墨家便被人为地提上日程。墨家“兼爱”类似于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墨家重“功利”提倡物质文明。墨学的这两点精神被认为是其精髓所在，也被视为是当时中国富强的出路所在，而当时的儒家又处于被批判的情况下，墨学自然而然地得到了重视。

舒先生认为：儒家与墨家在义利观上有一致之处。它们都追求“以义至上”。孔子曰：“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则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墨家则提出：“夫义，天下之大器也”，“天下莫贵于义”，“天欲义而恶不义”，“义果自天出”。总之，儒、墨两家皆重义。但是，在具体问题上它们又有不同的看法。儒家认为：只要坚持义就会带来利；而墨家则提出，只有有利的东西才是义。两家都不辞辛劳地推行自己的理论，史称“孔席不暇暖，而墨突不得黔”。墨家甚至提倡“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墨子的利是有标准的，主张上利天，下利人，幽明中还要利鬼。一切从是否有利出发，说：“虽有贤君，不爱不功之臣；虽有贤父，不爱无益之子。”虽使下愚之人，也知道上中天之利，中中鬼之利，下中与人之利，即为有用。墨子教导他的学生，国家昏乱，则语之尚贤、尚同。国家贫弱，则语之节用、节葬。国家喜音湛湎，则语之非乐、非命。国家淫僻无礼，则语之尊天、明鬼。国家务夺侵凌，则语之兼爱、非攻。墨子的“天志、明鬼、尚贤、尚同、兼爱、非功、非乐”等理论，都带上了强烈的功利色彩，用来对付国家的昏乱、贫弱、喜音湛湎、淫僻无礼、务夺侵凌，都具有实用性。不过墨家的所谓利，不是自私自利，而是大公大利，也不单单是利人，还得利天、利鬼，用天、鬼来克制人的利己之心。“凡言、凡动利于天、鬼、百姓者，为之；凡言、凡动害于天、鬼、百姓者，舍之。”

相对于墨家的重利思想，儒家更强调“义”，重视社会的分工。“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就如同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在社会之中，一部分人（即“小人”）固然应当求利，另一部分人（即“君子”）则应当求义，即董仲舒的“正其义而不谋其利，明其道而不急其功”！各安其分，各司其职，义得以尽，利所以兴。

《易》文言有言：“利者，义之和也。”“利物足以和义。”舒老师给“和”的解释是：和谐、公正、合理。因“利”而“义”得以和谐，而“利”又只有在“义”的推行达于和谐状态时才能获取。儒者并非空谈天理、心性高调的神仙之流，也注重社会生活中的饮食男女的民生利益。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的惠民原则；孟子认为“民无恒产而有恒心者，唯士为能；民无恒产则无恒心”；荀子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所以他们都主张利民惠民，制民之产。

义与利的内容，儒、墨有相似之处，毕竟墨出于儒。但不同与儒家重视礼乐，文质彬彬，有秩序的文明的等级社会生活。墨家倡导的是质朴的生活方式。孔子是贵族后裔，文化上主张“从周”，希望通过“正名”来规范社会关系，整顿社会秩序。而墨子进入了战国时期，天下之人都重视功利，追逐物欲。从上面可以看出，儒、墨形成时期的社会背景不同，义利关系的切入点也就各有差异。儒家以义统利，义是利的充要条件，即没有义，就不会有利，义一提起来，各阶层的利就实现了。以义为体，以利为用。“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儒家的义可以为利，利必以义为前提，义不能马上是利，但义最终可以转化为利，利可和义，而义却重于利，先于利。“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儒家的爱有差等，义与利的关系上也有差等。

墨家反对爱有等差，提倡利己先利他，是无私的高尚的大利。但是这样无私的只讲奉献，不求回报的大利，在现实生活中不是人人都能做到的，即使偶尔为之，或者持续一段时间这样，但几乎不太可能奉行一生。而作为墨者行会的首领——钜子，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但后期墨家弟子为争夺钜子的地位，成了战国时期“墨分为三”的重要原因。儒家以义至上，过之则流于空疏迂阔；墨家提倡功利，推其极则将带来个人私利与社会公义的尖锐对立。要之，儒、墨两家义利观，有其相似，且各有所长。

在回答一个同学的提问时，舒老师指出：要传统文化发挥作用，要它们有制度性的确立或者更深刻的影响，就得从教育开始。我校的“中华文化”课程就起到了这样的作用。我们要继承传统文化必须从小开始灌输。小学、中学、大学里，文言文在语文课程中所占的比例在不断加大。接触传统文化，语言是个难关。没有进行过训练的现代中国人阅读文言文，与一个没有学习过英语的中国人听英语一样，是个门外汉。我赞成学校的这些做法。近代一种特殊的教育理论——读经教育，在逐步推行，私塾也在推广。

笔者前不久听了一位台湾学者——王才贵先生的讲座。他的儿童读经教育理论让我眼界大开。从受精卵形成到小学毕业近十三年的时间，天天让孩子听古典音乐、中文经典（主要是儒家经典及老、庄等其他名家之作），外文经典（如英文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在我看来这样的做法近乎疯狂，不过就语言文化的学习而言，应该是个好方法。但除此而外，通过这样的学习即开发了脑部神经元，即使人变得聪明无比，其他学科也迎刃而解的论调，实在难敢苟同。我想适当的普及是必要的，但要精研它，是研究者的工作。前面也说了，社会是要分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