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5日上午九点与下午四点，四川大学《儒藏》系列讲座请到了清华大学著名学者廖名春博士分别做了第32讲《论语新证》、第33讲《周易新释》两堂讲座。一连两场，让同学们收获颇多，也不枉廖老师的辛苦。

廖老师的讲座是对他几篇相关论文的解说，有的还未发表。就《论语》，他谈到了《< 论语>“学而时习之”章新探》、《< 论语．为政>篇“道之以政”章新证》、《< 论语>“民可使由之”章的再解释》。《周易》讲到了《< 周易>乾卦新释》、《< 周易>惕义考》。本来《周易》还要讲一章，因为时间紧张作罢。《论语》的“学而时习之”、“有朋自远方来”等句中就古今有歧解未成定论的一些字、词、句，廖老师通过对历代注释著作的研究，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周易》里“干”义的本义、“惕”义的意义等廖老师也都做了详实的考证。通过廖老师的解说，让我们懂得如何阅读经典文本，如何做研究，以及做学问该注意的一些事宜。

廖老师的讲座，充分展现了他的小学功底。这几篇文章都是考据学方面的。上个学期，舒大刚老师在给我们上“儒学要籍研读”是提到，张之洞在《书目答问》中说过：“由小学入经学者，其经学可信；由经学入史学者，其史学可信；由经学史学入理学者，其理学可信；以经学史学兼词章者，其词章有用；以经学史学兼经济者，其经济成就远大。”总而言之，即是说小学的工夫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没有小学的工夫，我们无法弄明白文章的基本含义，对义理的阐释就无从谈起了，更无法研究文中的微言大义。没有小学的工夫，经学、史学、理学等都会流于空疏，而我们的言谈也变的没有根基。所以，我们做学问一定得重视小学的工夫。这样的工夫，清代人已经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很多古典文献，经过他们的考证，弄清了文义，减轻了我们阅读的负担，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我们今天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离不开清代的考据学成果的利用。但是，他们也不是没有缺陷与错误。所以，很多经典著作的重新阐释、经义的重新研读还是有必要的。廖老师就是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当然，我并不是说我们每一个做学问的人，都必须有坚实的小学工夫，做考据学工作，而是我们必须重视考据学成果，利用考据学上的成就，懂得基本的考据学知识，在必要的时候，自己应该做一些研究。

从廖老师的讲座我们可以看出，他十分重视新出土的文献的研究。这是学界近来普遍采用的治学方法。应重视出土文献，用出土文献来佐证传统古籍的观念的最初提出者是王国维先生。王先生的“二重证据法”明确表明了这一观念。“二重证据法”的含义——即“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材料”两重证据的互证。陈寅恪先生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中加以进一步的归纳和总结，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玁狁考》等皆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亦儿坚考》等皆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皆是也。”饶宗颐先生后来又提出“三重证据法”，即将王国维“地下之材料”分为无文字的实物和有文字的材料，其中地下的有文字材料即是“第三重证据”。饶宗颐的工作只是王国维的将“二重证据法”进一步细化，实际上并没有增加新的内容。不论是“二重证据法”还是“三重证据法”都是在说明一点——我们必须重视、利用考古学成就为我们的研究服务。廖老师居京畿要地，为学界著名学者，对于考古学成就的利用，有先人之机。在治学之路上，我们有很多东西都可以向廖老师学习、讨教。

讲座顺利结束了，我们的学习之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