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时间冲突，我们的儒藏系列讲座第二十九讲于四月十四日周六下午三点展开，牺牲了同学们宝贵的周末时间，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同学们的求知热情。狭小的空间内密集的摆满了椅子，讲座就在这样热烈的氛围下进行开来。主讲人黄玉顺老师深入浅出的解析，时而夹杂着逗趣的话语，引来同学们的阵阵欢笑，在轻松的氛围下领略讲演的精髓。讲稿整理如下：

缘起

黄老师前年去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之际，有一位博士生请他去喝茶。原来这位同学有一个很大的困惑，想让黄老师给他解答。他是研究《论语》的，想通过对《论语》的解析，求安身立命之道。之前阅读《论语》文本，他能够一目了然，清楚明白其中的意味。但在通读了古今的各种《论语》注本，从何晏，黄侃，刘宝楠，直到他的导师后，读的越多，他变得越发糊涂。因为他读到的每一种说法都有相当的说服力，但他们之中有些文本的解说是完全不同甚至相反的。这样的困惑不仅使他想写的论文无法顺利进行，原初的求安生立命之道的想法也得不到落实了。黄老师解说到，在阅读《论语》之前做出了一个预设——即有一种文本是非常客观完整的诠释了《论语》本身。而在读的过程中，比如朱子的集解，他会觉得非常有道理。但读到其他人的时候，他也挑不出违理之处。钻入了一套套的文本解说之中，不辩南北，觉得似乎都有道理。而不同甚至相反的解说，使得读者难以接受这样的“合理性”。在众多解说文本当中，要如何取舍？这取舍的尺度又是什么呢？谁来做这个仲裁者？这个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在研究历史文本的时候都会遇到这样的困惑。假定有无限的存在，而人是有限的存在者，有限的存在者如何能容纳无限的存在呢？黄老师否定了这位同学由上面的解说而推出相对主义论的答案。虽然说从何晏到刘宝楠的各位学者，任何一位对《论语》的完全客观的把握都是不可能的，但是反过来讲，没有这些人的诠释，那个无限的存在就不存在。这涉及到二十世界哲学史一个前沿的观念——现象背后一无所有。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所预设的这些无限的存在，实际上就是现象之中显现出来的，这个无限的存在本身他不存在。

诠释学简说与西方诠释学分阶

我们每一个做历史的人，脑子里自觉不自觉的有一个态度——科学的态度，想要去发现文本的客观意义。着手拿起文本来研究，你就有一个信念，这个文本我是可以把他研究出来的 ，就象一个科学家，预设信念是科学研究的基本前提。任何历史上的任何文本，你都会遭遇到，解释的歧义性，也就是说你不知道谁对谁错，任何一个文本都没有公认的结论。这就是诠释学的问题。西方诠释学情况，大概是三个阶段：中世纪的古典诠释学，研究圣经，诠释圣经的，神学家。就工作的性质来讲，和中国的诠释学是一样的。在中国的话语中，叫做训诂学，就如我们诠释《十三经》。西方的中世纪氛围两派，基本的视域，还是那个时代的，当从现在的观点看来，都是不透彻的，没法解决问题。

就西方来讲，近代哲学里，生命哲学（狄尔泰为首），把古典诠释学扩展了，或者说做了一定的改变，他们主要的是，西方文艺复新前，有一个科学昌明，社会科学，人文学说乃至哲学等等，大家都纷纷去效仿科学技术的方法，到狄尔泰时，发现这个是不对的，完全整个错了。我们面对自然科学，去发现，去发明。对于人文学科来讲，根本就不是去发现和发明，却完全是两回事，我们做什么呢？诠释、解释的问题，特别是面对历史的文本，它完全不是科学家面对的，需要去发现的东西。在生命学家那里，诠释学成了人文学科的一般方法论。

第三个阶段是二十世纪以后，跟现象学有关的，比如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从他老师海德格尔的此在的生存与解释这些观念发挥出来的，系统化的，搞了一个体系性的东西。从海德格尔到加达默尔，西方诠释学的第三个阶段，这个哲学阐释学还是有一定的问题，这里不做深入的解析。但黄老师经常有些思考，这一时期的解释学跟传统的解释学还是有些区别。中国的人文科学还是建立在《周易》说的天文、人文这两大块的划分，或者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自然界、社会界，这个大的划分。人文学科的问题，就是诠释的问题，不同于自然科学，它没什么好发明的。二十世纪阐释的问题是哲学的最核心的部分。所谓的纯哲学，就是存在论。存在论为一切学术奠基。胡塞尔所说的存在论，还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存在论，他把它叫做基础存在论，我们个体的存在在活生生的生存当中。怎么来理解“理解和诠释”的问题？面对一个文本，生存就是一种诠释，你在生存着，你就不断的在诠释着、领会着。

读书—知人—论世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从中你会发现三种奠基、渊源关系，就是说：如果你要读懂一个人的作品，何以可能呢？如果你仅仅面对这个文本，你是不能理解它的；如果不理解作者，你就不可能理解这个文本。首先要知人，然后才能读书，反过来，你不知他的人，就理解不了他的文本。比如我们读《史记》，首先要读《太史公自序》，因为他是在介绍自己，我们首先要知人。你怎么可能知人呢？那就是要论世，要理解司马迁，那先得把汉代历史好好研究，整个汉代历史没有一个通盘的把握，你是没法理解司马迁的。过去的传统对“论其世”，有一个不同的解释。朱子曰：“既观其言，则不可以不知其为人之实，是以又考其行也。”他的意思是孟子的“论其事”，就是“考其行”。如果按朱子的解释，就不用去了解汉代历史，直接去看司马迁的传记就可以了，或者就看《太史公自序》就够了。但是黄老师觉得这可能是错误的解释，朱子把世讲成行，这从任何一个角度来看，都是站不住脚的。行，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解释来看，它是知行关系，这个一对范畴。如果按照朱子这样解释，就是同语反复，没有什么意义。我们要知道这个人，就要知道这个人的行为。这句话说了等于白说，知道这个人，当然是要知道这个人的行为。黄老师比较倾向《孟子正义》里的解释。赵歧的注，把知人，论事分开；孙奭疏里，认为孟子讲世，是这个人的所居之世，就是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