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学期到来，儒藏系列讲座迎来第二十八讲。这次我们很荣幸的请到蒙默老师主讲。2007年3月30号下午四点，莘莘学子共聚古籍所，聆听蒙先生的讲演。先生幽默风趣的话语、熟识的掌故、精辟的分析、严密的逻辑，赢得同学们阵阵掌声。现将讲稿整理如下：

缘起

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于去年来川参加以经学、蜀学为中心的研讨会。在会上，蒙先生介绍了廖平的关门弟子，也是蒙文通先生的弟子——李源澄的情况。其中，台湾学者对李源澄十分感兴趣，不但收集其文章（达上百种）、学术专着，还准备出本集子，同时也详细了解了李源澄后人的一些情况。另外大连图书馆也想请先生做次讲座，讲讲四川经学主要是蒙文通的学术。而先生因病未至。先生也应台湾学人和大连图书馆的要求写了这篇《廖季平先生的经学传承》，该文的落脚点在李源澄。本次讲座也主要是介绍李李源澄的学术。

经学现状

经学从五四后就漫漫被人淡忘了。80年上海一学者回川写了篇文章，在文中给了蒙文通先生这样一个头衔——国内素富盛名的经济学家，当然蒙默老师相信那位著者是不会弄错这个的，因为他本人为四川人，在成都读的大学，而他的舅舅也是著名的经学家。当然排字工人可能把他弄错了，但这样的错误，作为编辑是应该校对出来的，很显然编辑也缺乏这样的国学常识。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让人啼笑皆非的状况。顾颉刚先生在医院疗养的时候，一个爱好传统文化的老干部向顾先生文学，还做了笔记，后来出版了，书中有讲到经学。顾先生谈到：现在读经的少了，研究经的少了，经学著作也少了。顾先生举了三种在他看来是经学著作的书，在蒙默老师看来并不是严格意义的经学著作。可见当时的经学状况让人十分忧心，甚至有人觉得经学可能成为绝学。八几年的时候，社科院准备招收经学研究生，把这门学问传承下去。但是没人报名，原因有二：一是大家不懂经学是什么东西，就不去报名；二是通常的人都认为经学是封建糟粕，没有学头。当时有个中央广播电台一大学副教授在谈到许郑贾马时，把贾就说成是贾谊，马就变成司马迁了。连个副教授讲课都讲成这样，可见过去对经学史知识的缺乏。所以有人认为经学可能成为绝学，是有据可寻的。近年来这种状况有了改观。80年代渐渐有人接触这些东西了，但还是有很多地方不让人满意。

廖平师徒生平简介

四川在满清两百多年间没有出个一个学者，直到晚清才出了一个廖平。张之洞到四川来当学政办了尊经书院，招了一批人来读书。他请了江浙一带的人来组织尊经书院，开头是两个是浙江那边的人，后来请了王凯运来。王凯运比较知名，但他的经学并不高明，他比较好的是文学。梁启超说过：王凯运文人尔，经学所造甚浅。廖平的学问可以说是自造之学，王凯运对他的影响很小。当然，不可否认张之洞，王凯运对廖平的启蒙作用。

蒙文通先生是廖平的学生。蒙文通先生跟着廖平学习时，廖平已经60多岁，而蒙文通先生才十七八岁。众所周知，廖平的学问有六变，越变越玄。蒙文通从廖平学习的时候，廖平的学问已经进入了四变，但是蒙文通先生只接受了廖平一变的学问。另外，廖平的治学方法也对蒙文通有很大影响。当时刘师培也在四川。刘师培江苏人，家中四世传经，走的是严格的清学的路子。他讲经首先要讲小学。蒙文通先生跟着刘师培学习，有一次布置的作业，蒙文通先生做了后，得了98的高分。蒙文通对文字学比较有兴趣，但是廖平先生认为，读《说文》三月可也,郝、邵、桂、王的书是一辈子都弄不清的。蒙文通先生在廖平的指导下，放弃了小学。蒙文通先生的学问很广，史学、哲学、佛学、道教、历史地理学等都有研究，对经学也有很高的见解。蒙文通先生讲的经学与清人不同。他接受了廖平的治经方法走了今文学的路子。他认为治经在明注、明传、明经、 明道，这里的道可能是内圣外王之道。这与清代经学的讲法截然不同。

蒙文通先生最满意的弟子是李源澄。李先生1928年考进四川大学，成了蒙文通先生的弟子。李先生对于廖平的学问很感兴趣。在蒙文通先生的介绍下到井研向廖平先生求学。当时廖先生右瘫，在病中，也不能给李先生太多的指导。就这样李先生在廖平处学习了几个月，成了廖平的关门弟子。李先生毕业后就到了章氏国学讲习会讲学，后在南京之拉内学院学习佛学。1936年到了无锡国学学校讲课。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回到了四川，在中学和川大教书，后到云南大理民族书院教书，接着到迁到遵义的浙江大学教书，然后又回到四川大学教书，云南大学教书，在永华书院教书，后回重庆在梁蔌明办的勉人文学院教书，解放后勉人文学院和四川教育学院合并成西南师范学院，现在的西南师范大学。1957年，李先生成了大右派，李先生为人刚直正派，他被打成右派是因为自己太刚直了。1958年他得肝癌就死了，死于肝硬化。解放后李先生没发表什么东西，没有什么人知道他。

今古学、《春秋》学方面廖平的经学传承

清代经学是比较发达的。今文学在清代晚期才出现，常州学派在庄存与（与戴镇同时或梢后）研究《公羊春秋》，梁启超在介绍时说，刊落着古目录之末，专出微言大义。庄存与未打出今文学的旗号，刘逢禄打出来了，但并未弄清何为今古文。当时他们用书的篇章不一样、是否立于学官来区分今古文。这些讲法是并未真正分清今古。分清今古，从廖平开始的（蒙文通认为）。蒙文通讲到：“井研廖先生，依许、郑《五经异义》以明今古之辨在礼制，而归纳于《王制》、《周官》，以《王制》、《谷梁》鲁学为今学正宗。不分江河，若示指掌，千载之惑，一旦冰释。先生《春秋》造诣之微，人不易知，由《春秋》而得悟于礼制者，遂不胫而走天下。皮氏（锡瑞）、康氏（有为）、章氏（炳麟）、刘氏（师培）胥循此轨以造说，虽宗今宗古之见有殊，而今古之分在礼制，则皆决于先生说也。”廖平提出今古文之分在于礼制。这个制度比我们现在说的范围还广些。皮氏（锡瑞）、康氏（有为）、章氏（炳麟）、刘氏（师培）都接受了廖的以礼制分今古并用它讲学。章太炎也说：“余见并研廖平说经善分别今古文，实惠栋、戴震、凌曙、刘逢禄所不能上”，“廖平之学与余绝相反，然其分别今古确然不易！”刘师培出川后的著作也讲接受廖平观点西汉的古文学。刘师培称赞廖平“长于《春秋》，善说礼制”，又说“井研廖平，通贯汉师义例，寻源竟委，径渭分明；批驳郑玄、杜林、范宁谬说，击中要害，如泥墙崩塌。实乃深知经学家法义例之杰出人材，魏晋以来未之有也！”。皮锡瑞《经学通论》里的“近人说”指的就是廖先生的说法。他没有指明廖先生的名字。康有为用廖的观点是众所周知的，他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都是采用廖先生的说法。章太炎说过：“四川有位廖先生，经学是很有独到的。廖季平经学荒谬处很多，独特处也不少，在兄弟可以批评他，别人恐怕是没有批评他的资格”

蒙文通先生也推崇廖平，但廖平的东西他并不是全盘接受，他主要接受今古学方面的东西，但今古学方面的也不是全然接受，有很多地方他并不满意。蒙先生说到：“《今古学考》，真是平分江汉，划若鸿沟，真是论今、古学超前绝后的著作”廖平认为今学是孔子晚年传的学问，古文学是孔子早年传的学问，早年的弟子是古文学家，晚年的弟子是今文学家。而蒙文通先生却觉得讲今古学只是汉代人的讲法，不能够讲到先秦去，今学的开头是齐学和鲁学，他要把今学讲到先秦就要从齐鲁学来，他推了一阵，觉得推不上去，六国时候的齐鲁学和汉代的很不一样，他推不上去。有篇文章谈到：“道相成而及不相接”把先秦和两汉分为两段。认为经学从先秦发展到汉代成为经学，它并且不单单是儒家，而是儒家吸收了诸子的思想，而发展成的新儒家，所以后来他不讲齐鲁学而讲经学，这时他讲经学的讲法和廖平的讲法就不完全一样了。于今古学划分的标准也不一样，蒙文通说到：“有周之旧典焉，所谓史学者也；有秦以来儒者之理想焉，所谓经学者，实哲学也。此今古学所由”他的精神和廖平相同，廖平说到古文是子学，今文是哲学是经学。在一些具体制度上今古文学各有自己的讲法。有些廖平认为是古文学而蒙文通认为是今文。如《礼记．礼运》 蒙文通讲“井田、辟雍、封禅、巡狩、明堂”这几种制度中就认为今古文讲的不一样。蒙默；老师认为蒙文通先生讲今古学从廖平讲今古学入手，但突破了廖平讲今古学的讲法，他走过了一个向上旋转的螺旋式的圈后，又回到今古学，但是他这时讲的已经与廖平讲的不一样了。

李源澄先生讲今古学是接受了廖先生和蒙先生的大部分观点，并有所前进，讲得更清楚。李先生在他的著作《经学通论》里把经和经说分开，指出今古文和今古学是两回事情。今古文是指文本，今古学是指解说，今学是汉初诸大儒，以其思想，托之今文，以成今学。其治学的态度本来并不是要注释今文。古文学家后起，主要是想训释文字，古文学家就没有西汉今文学的微言大义。在廖先生看来今学家的经说是跟王制相合的，古学家的经说是跟史学相合的。李源澄先生认为廖平以王制统今学，以周官统古学的说法是对的，但是，这些仅仅是从从经说来讲的，不是指文本。他的今古学的划分不象廖蒙二人那么含混。李源澄先生特别提出，廖平以王制统今学，以周官统古学，太笼统了，未能区分经与经说。王制不能统今文，周官也不能统古文。李先生改进了廖平的说法，说得更为透彻。就文本而言，《礼经》古文比今文多三十九篇，尚书多六篇，这些篇章今文学家看到了，但不当成《经》来传授，古文学家也不把它当成《经》来传授，何况从文献上看起来有些今文经传本还是古文经的。今古文的不同在于经说。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在于经说，有经无说不成其为经学。经说是今学和古学的差别所在。经就是古史，经说象诸子，古史和诸子结合就形成经学。所以经学就是子史的结合。今文学家重在理论、思想，主要的不在讲经，而在讲其的思想，其思想主要是为汉王朝的统治服务，不被汉王朝接受学说就不敢讲，以至渐渐失传。古文学是刘歆新兴起、开创的，但这个说法并不是他提出的。李源澄先生认为，刘父子在校书时接触到许多古籍，认为应该为为世人所知，刘歆的看法遭到当时博士的反对。李先生认为今文与古文最大的差异《周官》和《左传》这两部书是今文学家不讲的。二书可能是从先秦传下来的，一直没有把它们当成经，《周官》藏于秘阁，在它的传授过程中刘歆起了很大作用。李先生讲今文学、古文学，是对廖先生的一个发展。廖平认为今文是哲学、经学，古文是史学。而李先生认为只能说今文学家治学的态度近乎哲学，古文学家治学的态度近乎史学。不能说今文学是哲学，古文学是史学。在这一点上，蒙先生接受了廖平的说法。李源澄先生还有些看法也跟他们不同。如对郑玄，廖平认为他混乱今古，混乱家法。李先生并不这么认为，他指出今文学家与古文学家是有些不同，今文学家到东汉时就衰落了，因为它讲经抱残守缺，只讲微言大义，有些微言大义与专制思想抵触，到后来就不敢讲了，其特点也就失掉了。古文学家着重讲文字、训诂，这对于经学最实用。所以古文学家虽然未立学官但是在民间传授很甚。并且古文学家至刘歆以下也就慢慢接受了今文学家的讲法。现在我们流传下来的都是古文学家的东西。他认为今文学家攻击郑玄大可不必。廖、蒙、李讲今古文可以说是一脉相承，但讲法越来越清楚，李先生还认为，今古文的讲法只能说是汉代的历史，不能用来讲经的本源，即不能上述到先秦，这是针对廖平把今古文上诉到孔子那里的观点提出来的。钱穆说廖平“其学非考据，非义理，非汉，非宋，近于逞臆，终于说怪，使读者迷惘不得其要领”。钱穆在讲《两汉博士家法考》中不指明的批评廖平，但钱穆讲到学术分野时说，当时的学术分野必曰古学今学，钱穆承认今学、古学。廖平的今古学区分不能随便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但现在有人提出，今文、古文分成两大派应该重新考虑。蒙默老师认为只要读了李源澄先生的书，就不会有这种疑惑了。

廖平的学问除了讲今古区分值得称道外，讲春秋之学也是很好的。著作有〖谷梁春秋经传古义疏〗，《左氏集解辨证》等，廖平对春秋三传都很有研究，而且这些书基本上都是四变以前写的。这些书蒙默老师说他自己没怎么很好的读过，中华书局欲印的清十三经，就选了廖平的《谷梁古义疏》，但是一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版，原因不明。廖平和李源澄都重视《春秋》，廖讲《春秋》以注通传，又传解注，用传解经，又用经纠传，廖平讲春秋是超越了《春秋三传》来讲的，所以刘师培说他“长于春秋，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蒙文通先生认为廖平讲礼制是魏晋以来未之有也，讲《春秋》则是秦汉而下无其偶也。李先生也讲《春秋》，李先生说“讥世卿”理论是“春秋公羊”的理论，不是《春秋经》的看法，它是儒家后期接受了法家思想才产生的，是儒家接受法家思想的一个例子。孔孟并不反对世卿，但荀子反对。蒙文通先生说汉代经学是吸收了诸子思想才形成的新儒家，其中吸收法家思想就举了上面的例子。李先生讲《春秋》，为章太炎先生所重，章办了章氏国学讲习会，就请李先生去讲《春秋》，章是讲古文学家，李是今文学家，李讲《春秋》是采用廖平的讲法，并且驳斥了章的讲法。课后有人向章奏本，章不以为意，章还说看廖平的文章和听廖平的学生讲廖的学问就是不一样，十分肯定李先生的学问。现在章的书信集，还保存几篇和李的通信。有人说李先生的学问如百尺之塔，仰之不详其极，对他倍加推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