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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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藏》系列讲座第23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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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10月13日16时,四川大学古籍所所长,博士生导师舒大刚教授在川大古籍所,为广大师生作了题为《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的演讲,这是川大古籍所举办的《儒藏》学术系列讲座的第二十三讲,听众反响强烈。以下是演讲的主要内容:

本次演讲主要是从蜀学的概念与三次高潮、晚清蜀学的概括与成就、晚清蜀学的地位与影响几个阐述的。

一、蜀学的概念与三次高潮

要研究蜀学,首先需要了解“蜀学”的定义。舒先生认为,蜀学的概念分三个层次:蜀中学人、蜀中学校、蜀中学术。

就“蜀中学人”而言,《汉书》有云“文翁兴蜀,蜀地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于齐鲁焉”,《华阳国志》亦有相似提法“蜀学比于齐鲁”,展示出两汉时期。文翁兴学于蜀,儒学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根深蒂固的“蛮夷”之风。从此蜀地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如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家”中的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他们不仅仅是汉赋大家,更是学有专精的博学之士。

就“蜀中学校”而言,北宋学者吕陶(字元钧,号净德,眉州彭山人))有云“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者,其具有三:一曰文翁之石室,二曰周公之礼殿,三曰石壁之九经,……。”《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三“蜀学”条目下亦云“郡国之学最盛于成都”,此二者之“蜀学”均指成都郡学。

就“蜀中学术”而言,南宋李石《苏文忠集御叙跋》云“臣窃闻之王安石以新学行……先正文忠公苏轼首辟其说,是为元祜学人谓蜀学云”,之后又胪列洛学(即理学)、朔学。当然,这些学术流派虽然以地域为名,但并非纯粹的地域概念,在学术竞争进入政治领域后,又形成党争,正如王岩叟所说的“蜀洛二派之争,道不同不相为谋也”。李石所言则表明蜀学作为一个学术流派而言,已进入全国主流文化,可谓“四分天下已占其一”。

而我们今天所说的“蜀学”,是以上三者之合。

在整个中国学术史上,蜀学有三次高潮。

首先是两汉时期。这是蜀学的普遍传播期。汉代蜀地为长江流域一个重要的文化教育中心,在文翁兴蜀后,有“蜀学比于齐鲁”之说,出现了司马相如、扬雄、王褒等全国著名的文学家与经学家,成都是当时全国文化最为发达、产生文献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四大区会”(即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之一。

其次是两宋时期。经过上千年积淀,蜀地学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以“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为代表的“蜀学”。 始于孟蜀广政而成于北宋宣和的“蜀石经”,已经完成了“十三经”的结集,是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南宋末年与明朝末年的频繁战乱,蜀学才逐渐式微以至衰落。

第三次高潮即是晚清到民国时期。蜀地虽地处偏僻的西南,但因尊经书院创办,有张之洞为之倡,王闿运为之师,促成了蜀学与江浙、湖湘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得以蓬勃发展。其时蜀学的重要特征是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注重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传习和研究。同时,由于晚清动荡多变的时局,“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也成为晚清蜀学的突出表现。此时,已经形成中西、新旧、中原与地方之融合的“新蜀学”。

二、晚清蜀学的概况与成就

在教育机构、人才培养、学术名著三方面堪称全国之首。

(一)清末四川各地均有书院兴建,计达500多所,在全国居于前列

其中要特别提到的是尊经书院(光绪初年即1875年四川学政张之洞创办)、锦江书院(清康熙四十三年即1704年四川按察使刘德芳重建)和四川中西学堂(1896年由四川总督鹿传霖创办),此三者后来合并为四川通省大学堂,后又改称四川高等学堂,正是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尊经书院的办学特点是“新经学”的倡导,锦江书院旨在传统学术为科举服务,四川中西学堂是当时全国的第三个新式学堂。这些书院不仅扭转了蜀中已见陈腐的学术风气,也为昌明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奠下雄厚的基础,为天下培植出许多精英人才。

(二)人才培养

尊经书院在短短二十几年的办学生涯中,培养出了一大批在近代中国史上影响深远的人物,近代四川诸多“蜀学鸿儒”和杰出人物,如杨锐、刘光弟、廖平、宋育仁、蒲殿俊、张澜、吴虞、吴玉章等。很多知名学者与蜀地学人也有这样或那样的渊源,如郭沫若,便是廖平的再传弟子。

(三)学术名著

在台湾学人从《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中辑出的经学家著作中,仅四川学人就有200多种。

廖平的春秋学,特别是公羊学与谷梁学,代表了清朝以来春秋学的最高成就,知名作品《知圣篇》和《辟刘篇》对康有为影响很大,康有为据《知圣篇》着为《孔子改制考》,据《辟刘篇》着为《新学伪经考》。这两部书为后来的维新变法进行张目并提供了思想基础。因此,廖平的经学不仅在经学史上有重大贡献,而且在整个近代思想史上都有独特的意义。此外,廖平自称“一生六变”,廖平经学的第一变便有“平分今古”,认为今文学派,尊崇孔子,主《王制》;古文学派,尊崇周公,主《周礼》,可“同治中国”。两家之分歧,在于礼制,于是着《今古学考》二卷,严于今古之分。其学多为前人未发之论,深造有得之言。

宋育仁的周礼学、吴之英的仪礼学亦在学术界有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