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10月24日下午，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哲学史》杂志社主编、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李存山先生应邀来到四川大学古籍所会议室，并作了《“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的精彩讲演。“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系列讲座第20讲”因此展开。

李先生将《左传》文公七年记载所言“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与上世纪40年代张岱年先生在《文化通诠》中提出的文化五要素“一曰正德，二曰利用，三曰厚生，四曰致知，五曰立制”结合起来，阐述其文化要素要均衡发展的思想。

李先生首先阐释了哲学的概念。他说我们现在使用的“哲学”一词本身就是中西结合的产物。中国古代无“哲学”一词，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这个“学科”。但是，中国古代很早就有“知人则哲”和“哲人”的表述。日本人西周1875年《百一新论》用“哲学”翻译西文“philosophy”，而在津田进藤1861年出版《新理论》的附录中，西周翻译为“希贤学”或“希哲学”。所以，“哲学”译名，已类似佛教东教时的“连类”各“格义”的工夫，有东方学人对“哲学”的特殊理解。在西方，哲学为“爱智之学”，中国的“哲”字就是“智”或者“大智”之义，而“哲人”就指“贤智”之人，周敦颐有所谓的“圣希天，贤希圣，士希贤”的说法。将“爱智”译为“希哲”更为合适，但中国没有那个“学”即学科。冯友兰《中国哲学史》找出“中国之某种学问或某种学问之某部分之可以西洋所谓哲学名之者”仍不免要“依傍西洋人的哲学史”。金岳麟在冯着“审查报告”中质疑：“所谓中国哲学史是中国哲学的史呢？还是在中国的哲学史呢？”金氏实际是把西方哲学“当做普通的哲学”。张岱年1937年完成《中国哲学大纲》，解决金氏提出的问题，说：“我们也可以将哲学看作一个类称，而非专指西洋哲学。可以说，有一类学问，其一特例是西洋哲学，这一类学问之总名是哲学。”

李先生接着分析了中国哲学的核心，认为中国哲学是天人之学，既关注天道，也关注人事。他说，中国古代《尚书·皋陶谟》就有“哲”。皋陶说“在知人，在安民”，大禹说“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知人”就是“知人善任”，还谈不上哲学。《论语》载孔子释“仁”为“爱人”，“知”（智）为“知人”，说“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这是对“知”的指定语，而非定义语。孔子的知、仁、勇应该是统一的。故《中庸》称“知、仁、勇三者，天下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已含着中国哲学“合知行”、“同真善”的特色。儒家哲学是以“知人”为中心，以“爱人”为宗旨，但儒家哲学不限于“知人”、“爱人”，还有“知天命”。孔子就说“五十而知天命”，“不知命，无以为君子”。孟子则说：“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仁者无不忧也，急亲贤之为务。”《易传·系辞上》说“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与《中庸》“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相仿。中国哲学有个整体架构，“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国哲学起于“忧患”。孔子周游列国，席不暇暖，没有时间精力去思考世界本源问题。古希腊是贵族，他们的哲学起源于“惊讶”。中国则是介于执政与民之间的士，知天不是为了知天而知天，而是推天道以明人事。中国哲学没有“自然之二分”，没有“本体实而不现，现象现而不实”的意味。老子说“孔德之容，惟道是从”，庄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者，至矣”。荀子主张“明于天人之分”，又说“唯圣人为不求知天”，是道家天道与儒家人道相综合或嫁接而产生的一种理论形态。《淮南子》说“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行，则有以行于世”，也有儒道互补的思想特点。汉儒讲“天人感应”，何魏晋玄学家申论儒家“名教”本于道家“自然”。宋代邵雍说：“学不际天人，不足以谓之学。”清代戴震说：“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中国哲学实质上的系统，也就是天论和人论及如何知天与知人的知论所组成的系统。

再次，李先生对中“天人之学”的核心作了说明，认为它就是价值观。李先生说，中国人性论有个特点，就是言天道必归结于人性，而谈人性又必推之于天，认为二者是统一的，但最终要解决的是人怎么样。他说，中国哲学的价值观以“贵”来表述，如孔子说“礼之用，和为贵”，孟子说“民为贵”。《吕氏春秋》也说“孔子贵仁，老聃贵柔，墨翟贵兼……”。周敦颐《太极图说》最终目标“定之以中正仁义而立人极焉”，“立人极”就是要确立人的最高价值标准。张载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也是要为人确立一个最高的价值标准。

李先生最后具体地讨论了“三事”之说与文化的五要素问题。张岱年在上世纪80年代初作《论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一文，指出：“晋、楚、齐三国的贵族都谈到正德、利用、厚生，可见这是当时比较流行的思想。‘三事’之说兼重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是比较全面的观点。”李先生认为“三事”之说将“正德”置于首位，兼重物质生产与生活，与《左传》襄公二十四所载叔孙豹“三不朽”说也相符合。这样一种“崇德利用”的价值取向，正是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周易·系辞下》说：“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这与崇德、利用、厚生是相通的。孔子的“庶、富、教”思想，孟子的“仁政”思想，体现的就是“三事”的价值观。张岱年说：“《左氏春秋》以正德、利用、厚生为三事，实有见于人生要务之大端矣。正德可赅立制，利用可赅致知，故五事可约为三事。”李先生认为，文化的五要素是就人类文化的普遍性而言，“可约为三事”则是中国文化的特色。他说，张先生的文化三类即中华型、印度希伯来型、希腊型，有似于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中所说的中、西、印文化的三种“路向”。从印度希伯来型说，其文化的首要因素是宗教，从中国文化的特色来说，亦可谓“正德可赅宗教”。在“三事”之说中，“正德可以赅立制，利用可赅致知”，突显出中国文化与希腊文化的区别，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化所重视的“三事”中没有给立制和致知以相对独立的位置，而希腊文化却对这两个文化要素给予了格外的重视。希腊文化注重立制，为西方近现代民主制度提供了丰厚的文化资源。而中国文化在立制方面的缺陷，在宋明两代士大夫政治文化，以及宋亡于元、明亡于清的“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中已经暴露出来。在致知方面，中国文化不可谓不重视，但是“精义入神，以致用也”，致知是为了致用，所以中国古代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科学”。而希腊文化有“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传统，对于西方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推动的作用。中国文化在致知方面的缺陷，在王阳明心学把道德取向发展致极致，称所谓“圣人之学，惟务求仁”，“良知之外更无知，致良知之外更无学”以后，也暴露出来。所以，在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已经面临或显露出文化的转型。王廷相的《雅述》、方以智的《物理小识》，可以看出中国文化中的“致知”因素的增长，五四新文化运动对“科学”的高度肯定，正顺承了这一思想发展的逻辑。在立制方面，黄宗羲《明夷待访录》最足以体现中国文化转型。戊戌变法时期谭嗣同、梁启超都深刻地受到了黄氏思想的影响。到五四时期，从民本进至民主，正符合民本思想发展的逻辑。李先生结尾说：文化的五要素“得其均衡则治而盛，失其均衡则衰而乱，此文化之大常也”，文化的五要素应形成均衡、互补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