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下午3：00，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六楼古籍所会议室里，“四川大学《儒藏》系列学术讲座”第十八讲正式开讲。本次讲座特别邀请了四川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蒙默先生主讲。蒙老师是著名历史学家、经学家蒙文通先生的哲嗣、四川省文史馆馆员，平生在经学与儒学、西南民族史以及四川地方史研究方面，都卓有成就。自80年代以来，则将主要精力用于蒙文通先生遗著遗作的整理和出版之上。本次演讲的主题是“蒙文通先生的经学”。蒙默教授结合自己一直给蒙先生作学术助手的经历和近年整理研究《蒙文通文集》的心得体会，按照时间的先后次第，深入细致地讲解了蒙文通先生的治学方法、大体历程及其主要成就，并对相关问题作了辨正。

蒙文通先生是四川盐亭人，出生于1894年，卒于1968年。他中学毕业后，即考入存古学堂经学科，师从经学大师廖季平、刘师培等学习经学，并由此开始了他研治经学的历程。蒙文通先生与清代学者“由小学入经学”的路子不同，刚刚开始治“小学”的他本受到刘师培的高度肯定，但他却接受了廖平“读《说文》三月，足用可矣”的意见，没有再深入地钻研小学。他走的是“讲家法、明条例”而“直入经学”的路子。

蒙文通先生对廖平“一变”思想很感兴趣，不谈其“三变”以后的思想。他非常佩服廖平以礼制“平分今古”的方法，但仍有所保留，并不同意“古学”是孔子早年之学、“今学”是孔子晚年之学的说法，又认为“今与今同，古与古同”也不完全可靠。正由于蒙文通先生既学习廖平的方法，同时又提出自己的方法，而不只是跟着老师方法走，所以，他在《经学导言》中提出了汉代经学有“鲁学”、“齐学”、“晋学”的分别，而主齐学者多百家言，主“晋学”多古史家，主“鲁学”者才是孔子的嫡派。但随之而后，蒙先生又觉得这种说法不尽周全，所以在《经学抉原》中又增加了“楚学”等。

廖季平去逝后，蒙文通先生撰写了几篇纪念廖平的文章，对廖平的成绩及其治学方法等作了说明。蒙先生认为不懂“今古学”就不能懂经学，不打破“今古学”也不懂经学，廖平走的就是“通注”、“研传”、“明经”，再反过来“通传”的路，廖氏能脱离《三传》来讲《春秋》，所以能达到《春秋》学的顶峰。

大约在1933年，蒙文通先生讲“周秦民族的思想”，已不谈今古学、齐鲁晋楚学了，而是将先秦学术分为北方三晋之学、南方吴楚之学、东方齐鲁之学的三方学术。此后他一直如此讲述。这似乎与经学关系不大，实际上也有很大关系。

1944年，抗日战争即将结束，蒙文通先生辑文成《儒学五论》，花了相当的功夫。其中主要的是《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两篇。后文主要讲宋明理学，而谈先秦部分也主要以“人性论”为主，仍是理学范畴。这两篇文章亦即其经学，第一篇讲“内圣”之学，后一篇讲“外王”之学，亦即汉代的今文学。蒙文通先生在《经学遗稿三篇》丙篇中提出，从经学与儒学的角度讲，经不如传记重要，经是古史，是儒家作为教材使用的，传记才是真正的儒家思想。他同意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的说法，说经学“非史、非哲、非文，乃集古代文化之大成，为后来文化之指导者也”。

到1959年，蒙文通先生仍写就《孔子与今文学》。王泛森先生说，蒙老晚年由经学入史学，这并不恰当。他晚年仍然在研治经学。蒙先生主“由注入传，由传入经，由经以明道”，晚年仍念念不忘“明道”，不能看成他晚年就由经学转到史学，成为史学家了。

蒙默先生有感于清末至今日百年不谈经学，加之去年方得上海世纪集团之邀，专辑蒙文通先生经学以成专书，故非常乐于出席本次讲座。在讲座中，虽年事已高，但身体犹健的蒙默先生兴致勃勃地讲解，并结合着自己接受的家学、师传及治学之路，生动地展示着蒙文通先生的治学历程及其经学造诣。蒙默教授时而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比如他认为，近世一批有影响的讲经学的大家，他们讲经学实际上是要结束经学，而不是创新经学。为了自圆其说，他们不惜前后矛盾，不顾事实。当然，他们有时也不得不肯定“经学中有很多好的东西”，也认为“经学是传统文化中的重要部分”，也肯定要深入学习与研究经学。

蒙默先生认为，经学并没有结束，经学并没有过时。他风趣地指出：“以德治国”就出自《论语》“为政以德”，“以人为本”就出自《尚书》“民为邦本”，所以经学仍然有用。他还说中国有“革命”的传统，“弑君称君，君无道也”，现在就缺少“革命”的思想。蒙默先生说治经学就要“通经致用”，当年蒙文通先生将经学分为三个层次：研究“经”、研究“经说”和研究“经与社会”。也就是要将经学研究与社会治理合起来。对于传统经学，蒙默先生告诫大家，要像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序言中所提出的那样：“要怀着温情与理解的态度。”也就是要以“同情”的态度去看待经学，以理解的心情去阅读经典。

主题讲座结束后，蒙默先生还平易热情地回答了在场师生的提问，就治经学的方法、蒙文通先生对待马克思主义和西学的态度，以及蒙老与廖平的关系等作了解答。本次讲演从下午3：00开始，一直持续到了6：00方才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