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6月18日，四川省社科院的沈伯俊先生应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之邀在四川大学文科楼424教室为川大的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古典文学名著《三国演义》的精彩演讲。

沈伯俊先生，现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兼任中国《三国演义》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俗文学学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他从事《三国演义》多年，是这方面的学术权威。

此次学术讲座的主题是“《三国志》与《三国演义》关系三论”。史书《三国志》与小说《三国演义》的关系，历来为《三国演义》研究者所重视。沈先生通过实证性研究，提出三点见解：（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一）《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对《三国演义》成书有直接影响的史书，主要有《三国志》（包括裴松之注）、《后汉书》、《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在这些书中，究竟哪一部在史料的提供方面对《三国演义》的作用最大呢？要回答这一问题，必须对《三国演义》的情节进行实事求是的考察。沈先生通过对《三国演义》中众多“情节”的分析，用铁的证据说明，《三国志》是《三国演义》最重要的史料来源。

（二）《三国志》并未为《三国演义》提供叙事结构框架

尽管《三国志》（包括裴注）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但作为一部纪传体的史书，它以人物传记为主，重在记叙各种有代表性的人物的生平业绩，而表现历史的总体面貌和各个局部的互动关系则非其所长，同一事件往往分散记于多篇纪传中，其前因后果往往不够明晰，有时甚至互相抵牾。因此，它没有也不可能为小说《三国演义》提供一个比较完整的叙事框架。承担这一任务的，主要是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三）不宜简单地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

由于《三国志》为《三国演义》提供了最基本的史料，嘉靖元年（1522）本《三国志通俗演义》等部分明代《三国》版本又有“晋平阳侯（相）陈寿史传，后学罗本贯中编次”的题署，有的学者便说：《三国演义》是“演”《三国志》之“义”。沈伯俊先生认为，这一说法是不够确切的。然后沈先生从成书过程、思想内涵和艺术成就三个方面对这一问题作了一番考证、分析，说明《三国演义》并不是“演”《三国志》之“义”。

讲座的最后的提问环节对于同学们所关心的学术发展、普及与传媒合作互动等问题沈伯俊先生也和同学们作了很好的互动讨论。讲座最后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