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年10月23日，上午9点，在古籍所会议室，陕西师范大学刘学智教授为历史文化学院的师生们带来了一场关于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的几个问题的学术讲座。讲座开始时，主持人舒大刚老师先对刘老师的生平、研究方向、研究和工作经历以及学术成果做了大致的介绍。刘学智，男，汉族， 1947年1月出生于陕西长安，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政治教育系,后留校任教。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哲学史博士研究生导师。1997年晋升为教授。现兼任陕西省中国哲学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实学学会理事、陕西省关学与实学研究会副会长等。在中国哲学研究中，他已初步形成了相对稳定的学术路向，即以道家思想、关学思想(儒)以及儒、释、道三教关系研究为主攻方向，并提出了一些学术论点，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没有不可知论传统的观点，关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的传入没有改变儒学宗主地位的观点等等。十多年来，在国内及港台十多种学术刊物如《哲学研究》、《光明日报》、《孔子研究》、《人文杂志》、《哲学与文化》(台)、《宗教哲学》(台)、《陕西师大学报》、《大公报》(香港)、《喀什师院学报》、《唐都学刊》等十多家报刊上发表论文50余篇。其中核心以上刊物发表文章12篇，被《新华文摘》、《高校学报文摘》、人大复印资料《中国哲学史》及《哲学原理》、《文汇报》、《中国青年报》、《中国哲学年鉴》等转载、转摘、摘引的文章粗略统计有27篇次。出版专着有《中国哲学的历程》的专着，参撰《中国儒学史》、《中国儒学辞典》、《三秦文化》等。与张岂之先生合作主编的《中国学术思想编年》(本人撰写《隋唐卷》)一书，已经脱稿，即将出版。
刘老师本次讲座主题是儒释道三教源流与关系，并通过三个板块对主题进行阐释。第一、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第二、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第三、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关系。
一、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
首先刘老师以外来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开篇，先提出：“假如古代中国没有佛教的传入，那么就没有后代中国的灿烂文化，比如宋明理学。”的观点。三教包括儒、释、道教，在这里提出儒教，但刘老师并认为儒学是宗教，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这里的“教”是教化的教，不是宗教的教。儒学只能说是在历史上某些时期，发挥过类似宗教的功能，但不能说它是宗教。从佛教传入中国，道家作为本土宗教出现，再加上传统的儒教的发展，三教之间的发展、冲突和融合就深刻的影响了整个中国文化的走向和脉络。至少从两晋开始，三教各自发展并融通完全影响了中国文化。陈寅恪曾说：“自晋至今，言中国之思想，可以以儒释道三教代表之”。”陈先生的评论说的很到位，近些年对于三教关系的研究很热，也有很多成果，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完整意义上的三教关系是自东汉发展起来的。儒学的神学化：谶纬，道家的黄老之学以及佛教的传入都在东汉时期，可以说那是一个宗教的时代。
二、外来文化对于中国文化发展、演变的影响
在通过第一部分的抛砖引玉，引出三教关系问题后，刘老师展开了对三教关系发展及特点的详细论述。第二部分主要以朝代为划分依据进行论述。
1、汉末至魏晋：这是佛教与道教的磨合、附会时期，这是佛、道二教是在并不相互了解的基础上有所接触的，所以摩擦在所难免。此时的佛教是初传，要依托黄老道术才能站稳脚跟。道教是本土发展起来的宗教，但是初生阶段，教规和教义都不完善，很难与佛教单独抗衡。而儒学依然是官方所推崇，地位不可动摇，它对于外来的佛教既排斥又宽容，佛教表面上也是迎合儒教的纲常礼教。总之这时期，三教之间有摩擦间隙，但由于佛教和道教的势力还在单薄，不足以发生大规模的争斗和冲突。
2、东晋至南北朝：这时期儒释道三教走向鼎立纷争。佛教迅猛发展，道教经葛洪和陶弘景而发展壮大，同时吸收了些佛教的教义、教规，可以和佛教相抗衡。而儒学作为经学任在传沿。佛、道二教的势力迅猛增长，儒教不衰，三教的摩擦必然扩大，此时的冲突南朝和北朝呈现不一样的特点。南朝以理论抗争居多，北朝以暴力抗衡为主。尤其在北朝，道教有狭隘的民族意识，排外心里严重，并且道教与皇权结合，佛教的发展也影响了统治阶层的利益，统治者进行大规模反佛运动（北魏太武帝灭佛、北周周武帝灭佛），这阻碍了佛教的传播，但是并未导致其根本性的改变。总之，这个时期的三教冲突，主要是由于外来宗教的某些概念与本土文化概念上的差异，是概念的界定问题。而佛教对于这些冲突，大体上是保持和合的态度，最早涉及三教关系的著作是佛学家牟子的《理惑论》牟子一方面引证《老子》讲解佛教，又引述佛教教义附会《老子》；另一方面以儒者面孔去问，又以儒家思想去解答。这说明在牟子身上，已明显地表现出了融会儒、道、佛三家的倾向。梁代沈约所著《均圣论》，阐明“内圣 (周孔)外圣(释迦)，义均理一。”
3、隋唐：这时期三教形成三足鼎立，以佛为主的格局。唐高宗下诏曰：“道大佛小，先老后释。”高宗自称为老子的后裔，尊奉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抬高道教的地位。太宗也如此，不过太宗以儒治国，站在个人的立场他是不信道、佛的。太宗说：“朕今所好者唯在尧舜之道，周孔之教。”太宗认为道教可以养生，佛教可以化解社会矛盾，儒学是治国之道，所以他的三教政策是与政治挂钩的，佛、道是治国的辅助手段。到了武则天当政时期曾大兴佛教，佛教势力迅猛发展。但之后韩愈却大力反佛崇儒，钱穆评价他是：“经学非其所长，史学非其所愿。”韩愈抬高孟子的地位，使孟子之学迅速升温，汉唐儒学的经学出现传入后来宋明理学的趋势，但他的反佛却是违背了官方的三教鼎立的格局。高宗至懿宗时期，常请三教学者进行争论，讨论的文献资料现保存在《古今佛道论衡》一书中。总之这时期三教分占一地，有摩擦也有吸收，三教鼎立的局面也是统治者希望看到的，这是有利于政治稳定的。宗密讲三教和合，同归 一致，内外相互惟用，同利于社会发展。柳宗元作为无神论者，也讲统和儒释，欣赏佛教的超脱的处世态度。
4、宋元明：唐末到宋的大趋势是三教合一，宋代的佛教高僧讲三教合一，道教的全真教也以三教合一为口号，程朱理学也讲合一问题。并且此观念深入民心，在礼庙中同时供奉孔子、老子、释迦牟尼的神像。此时三教合一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产生宋明理学和禅宗。不过刘老师强调这里讲的“合一”不是融为一体，而是三教站在各自的立场上吸收另外二教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形成自己新的理论形态。比如禅宗就是吸收了道教的自然主义，儒教的礼乐人伦而形成自己新的理论体系。儒释道三家可合而有各有奇妙之处。任继愈说：“从三教鼎立以佛为首到三教融合以儒为主，是唐末哲学发展的总脉络。”儒治世，道治身，佛治心，宋明理学兴起后就改变了这种功能的划分，三教在义理上逐渐合一（这可以参考刘老师的论文《三教合一的义理趋向》），三教合一在义理上趋同于心性论，心性修养各自服务于自身体系。
三、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关系
在分朝代介绍完三教关系后，刘老师承接宋明三教合一的局面论述了本次讲座的第三部分：三教合一与理学的关系。“三教合一”这个词最先出现在《三宝心灯》中，汉唐儒学走经学化的路子，不创新、不追本。唐代的三教互动互融导致了后来理学的产生，也就是汉唐儒学走向了心性论、本体论。理学以心性、尊天、伦理为主，在吸收佛教的心、本体论，形成了心性–本体论的新儒学。比如周敦颐讲无极，来自道；张载讲太虚，来自道；程朱讲理，来自佛教的华严宗。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学家们都有不同程度的吸收了佛、道的东西，但是表面上却不承认自己是三教合一的产物，只宣扬崇儒。刘老师指出这是个值得继续探讨和研究的问题。
最后，刘老师以研究三教关系的意义为本次讲座的总结，第一、在学术上：中国思想文化是在三教的并存、冲突、交融上产生的，那么就不能孤立的研究其中某一教。第二、学风上：三教汇通，文学、绘画、艺术都受到三教的影响。第三、在三教研究上学术成果不少，但也有一些短板方向，比如：“宋辽金元时期，少数民族范围内的三教关系和发展”、“明清时期的三教关系”、“近代三教的转型”、“藏传佛教与儒、道德融合”、“汉唐之前统治者对三教的政策”等等方向，这也是刘老师对在场学生提出的希望与建议吧，望学生们在这些问题上进一步研究，为现在学术界对于三教研究或者是我国文化研究做补正和发扬。
总结
在刘老师的论述结束后，在场师生都积极发言与老师友好互动，既有对老师某个观点的补充，也有自己对于某些三教问题的困惑，刘老师都一一为大家详细解答。大家既被刘老师精彩的论述所折服，又对刘老师广博的知识功底和他对学术研究的认真严谨深感敬佩，对大家的学术研究的方法和态度大有启发。这次讲座圆满结束，大家意犹未尽，期待刘老师下一场精彩的讲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