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11月12日下午3点，在四川大学研究生院3—507，中国人民大学的张践教授以“从儒教的产生看儒教的性质”为主题为我们带来了一场精彩的讲座，此次讲座是“儒藏论坛”暨《巴蜀全书》系列学术讲座第121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的杨世文教授、王小红副教授等及古籍所师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首先，主持人杨世文教授对张践教授上一讲的内容进行了扼要的的总结，接着，由张践教授开讲，他主要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讨论：一、政教溯源——从神治到教化；二、汉武帝的“独尊儒术”和儒教的形成；三、“儒教”与“宗教”。

讲座开始，张教授就提出了“儒教是否为宗教”的问题。张教授认为解决此问题的关键在于搞清楚中国古代汉语中的“教化”之“教”，怎么变成了汉译西文的“宗教”之“教”。

在中文中，教化一词最早是与政治一词连接使用的。在先秦时期，许多政治家经常使用“政教”一词。“政教”一词开始出现在战国时代。春秋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开始对政治教化高度重视，其根本原因在于当时的政教关系发生了彻底转变。三代以上，神道治国，古代国家宗教在政治意识形态中占有不可动摇的绝对统治地位。而春秋战国以后，古代国家宗教瓦解，诸子百家蜂起，他们用不同的方式消解了传统宗教。诸侯治国依靠周游列国的各家名士，所以治国方略也必然地从“神治”转到了“人治”的轨道上来。到汉代，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大兴礼乐教化，最终促成了儒教的形成。 张教授认为，儒学与儒教的差异，在于定位与传播方法的不同。思想通过教育的方法延续，而教化则通过灌输的方法进行。教化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播问题，更重要的是统一民众思想，树立社会目标，确立是非标准的社会导向。所以他认为，从实质意义上说，中国儒教诞生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其后，汉代佛教传入、道教生成，而佛教、道教的定型与发展则是在儒教观念的笼罩下完成的。儒教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历史传统和帝王立于“一尊”的特殊地位，使佛教和道教只能在辅助教化的轨道上发展，并不断按照统治者教化的需要改造自身，成为具有典型中国特色的宗教。从另一个角度说，汉代从教化论的角度对佛教、道教的理解，也就规定了中国政教关系的基本走向。 张教授通过考察秦汉以来教化理论的演变，儒教的形成，佛、道二教称谓的定型后认为，中国人基于对于佛、道二教的认识，唐宋以后，他们对于陆续传入的伊斯兰教、基督教、摩尼教、祆教等等，也统统称之为“教”。 这时的“宗教”概念，已经逐渐脱离中文“宗”即“宗庙”，“教”即“教化”的原始意义，人们望文生义的认为“宗”是“宗奉”，“教”是教团，宗教就是宗奉某种神灵的社会团体。因此，再用这样理解的宗教概念返观儒教，就出现了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那么儒教究竟是不是宗教呢？尽管儒教在中国的君主专制社会里发挥了与欧洲中世纪基督教一样的社会作用，可是在中国的帝制时代，却没有独立于国家机构以外的儒教组织，儒教似乎不能被认为是宗教。但是，儒家学者对古代宗教的祭祀礼乐进行了理性化的解释，将其保存在儒家经典中，特别是在儒家“神道设教”的思想的影响下，古代国家宗教的各种礼乐仪式都得到了恢复和整饬。因此说儒教中完全没有宗教的成分，也并不符合历史的客观面貌。自19、20世纪之交，以康有为为首的“孔教派”提倡将儒教宗教化、国教化以来，中国的思想界对儒教是不是宗教的问题，进行了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张教授认为，关键就是儒教之“教”与宗教之“教”，从词源到内涵，都是错位的，致使儒教是不是宗教这样一个“伪问题”，长期困扰我们的学术界。

最后，张教授给出了自己的结论。他引用美国当代宗教学家史密斯（W.C.Smith）对“宗教”与“宗教性”进行区分的这一观点指出，春秋战国以后，三代的国家宗教瓦解了，不复作为具有“静态结构、客观制度”的宗教存在。但作为一种传统、信仰，宗法性传统宗教依然作为儒教中一种“宗教性”的成分长期存在。这就是中国儒教的真实面貌，也是中国人精神结构的特殊性。

在座的老师、同学们听了张教授的讲座深受启发，积极地向张教授请教，张教授教授进行了详细的解答。最后，杨世文教授谈了自己的感受，同学们也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了对张教授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