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5月20日下午4点，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6楼古籍所会议室，著名的先秦史专家、中国社会科学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宫长为先生为我们带来了一场题为“治学杂谈”的学术讲座。此次讲座是《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110讲。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所长舒大刚教授以及诸位专家学者、青年教师以及全部在读硕博研究生参加了此次讲座。

讲座之前，主持嘉宾杨世文教授对宫长为先生的事迹和著作进行了简要的介绍。宫长为先生是吉林省永吉县人。中学毕业以后，曾经下过乡、进过工厂。随后，读书于东北师大历史系、吉林大学古籍研究所，师从宋敏、徐喜辰和金景芳三先生，学习中国古代史，专攻先秦史，先后获历史学学士、硕士和博士，并于1996年8月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博士后流动站，师从李学勤先生。曾于2001年6月赴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进行学术访问和交流。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先秦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主要从事先秦史、简帛学和国学的研究工作。代表作有《周公何以摄政称王》、《“分陕而治”说再认识》、《西周三公新论》、以及《〈周礼〉官联初论》等，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

随后，宫长为先生为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讲座。

首先，宫先生从自身治学经验出发，为在场的师生提供了宝贵的建议。

一、坚持以文献为主、以地下材料为辅

在古代史研究方法上，王国维先生讲究“二重证据法”，强调的是使用地下的出土的材料补充、印证地上的传世的材料，但二者并不是对等的相互印证。金景芳先生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中国古代史，应当以传世文献为主，以地下材料为辅，并且首先应该重视的是地上材料。比如“六经”文献，即应成为研究学问的重中之重。

二、材料、理论、眼界的和谐统一

李学勤老师曾经说过他学习甲骨文的过程：在求学阶段，他坚持自学，秉承自己的兴趣爱好，以兴趣为出发点，认真研究，扩宽视野，不拘一格。在材料和理论方面，李学勤先生学习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很多原着，哲学高度得到了很大提升。他曾讲治学有三个境界：材料的贯通，理论的提高，眼界的扩展，三者缺一不可。在此基础上，宫长为先生为大家推荐了一本治学经典——吕思勉先生的《经子解题》。

其次，宫长为先生结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两个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为大家解读了一万年以来的中华文明的发展脉络。

（一）人类一万年的发展

人类社会距今一万年前后是农业革命的开始，而青铜器、文字、建筑等衡量标准的提出，都是属于物化的文明，是有一个内在的发展过程的。从整个大的历史起源来说，有了人和人类社会就有了人类文明。金景芳先生曾经从恩格斯的“起源论”出发，认为人类有两种生产关系——人类自身生产、人类社会生产，它们分别反映的是血缘关系和政治阶级关系，我们至今仍未超出这种关系。农业革命发生之后，人类社会从族内婚向族外婚过渡，产生了氏族，人类社会自身的体制得到了发展。从世界角度来看，这两种生产为人类发展的标志性条件。从现在的认识程度来看，整个人类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前农业革命时期、农业革命时期、工业革命时期以及后工业革命时期。

（二）中华文明历史发展的阶段

中国的历史也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1）前5000年为三皇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奠定时期。（2）前3000年，即黄帝——秦始皇时期为中华民族的开创时期。又可以具体分为两段：五帝时代（黄帝——夏朝之前1000年）、三代时期（夏商周春秋战国2000年）。这一时期的诸子之学兴盛，是历史的必然，正如同时代释迦牟尼、亚里士多德等先知在海外的出现，是人类自身发展积累的结果。（3）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到1911年辛亥革命的2000年，是中华文明的发展时期。（4）辛亥革命至今100年为中华文明的转折期。这100年的发展超越了前几千年的发展，人类文明发展的速度加快。这就要求我们更加重视自身生态文明的建设，社会超速发展是前几千年积累的结果，精神层面和物质层面的发展必须相应，否则无法进行更深层次的发展。在此基础上，宫长为先生对中华文明的未来表示了乐观和希望，并认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需要靠所有中国人的努力，人类社会的未来方向是中国。

最后，杨世文教授对宫先生的讲座进行了总结。在场的老师及学生，与宫老师就治学方法和中华文化发展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交流。整场讲座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