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0月17日下午15：00-17：00，四川大学中华文化研究院“儒释道论坛”第26讲暨“儒藏”论坛系列学术讲座第224讲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519复性书院举行。本次讲座的主讲嘉宾为中国先秦史学会常务理事、四川大学古籍所彭华教授，题目是“燕国的历史文化与史学书写——以《燕国八百年》为例”。讲座由四川大学古籍所廖文辉博士主持，尹波教授评议。四川大学古籍所师生及其他校内外学人到场聆听了讲座。

彭华教授首先提出了如何认识历史以及如何书写历史的问题。他认为，对历史的认识与书写应该首先从三个方面来考虑：为何写?如何写?写什么?历史研究只有在搞清楚这三个问题的基础上，才能做出成果，有所收获。

接下来，彭华教授又从自身条件、时代机遇、学术根基三个方面介绍自己写作《燕国八百年》的契机与思路。在自身条件方面，彭华教授提出了“蜀地·蜀人·蜀学”、“申城·海上·海派”、“燕地·燕人·京派”来描述自己的学术背景。彭华教授是四川省眉山市丹棱县人，为蜀地之蜀人;工作于四川大学，耳濡目染，对蜀学亦颇有研究。彭华教授曾长时间求学于上海，在华东师范大学分别获得历史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在上海受到各方学术影响，可以算是“申城·海上·海派”。此外，彭华教授从硕士论文开始，即开始研究燕地的历史文化，后游学于北京、吉林，博采众长，可称“燕地·燕人·京派”。在时代机遇方面，彭华教授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即开始从事燕地的历史文化研究，恰逢当时考古学于其地有了新的发现，如琉璃河遗址出土了克罍、克盉。彭华教授十分重视这一发现，立即将考古成果运用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在学术根基上，彭华教授讲述了自己治学的三个主要领域，即先秦阴阳五行、燕国历史文化，以及中国近代学人。在近代学人方面，王国维、陈寅恪、贺麟对彭华教授影响最大。正是王国维于1925年《最近二三十年中国新发见之学问》中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奠定了彭华教授进行燕国历史文化研究的学术旨趣与方法，这也是彭华教授这一研究的必然。

在如何写——亦即历史的书写方面，彭华教授主要针对《燕国八百年》，介绍了自己的研究路径。

首先是学术史的回顾。通过调查研究，发现前人研究的成功之处与不足，努力用自己的研究，来填补、补充前人研究的空白或薄弱之地。彭华教授在梳理前人的学术成果时，发现先行研究各有所长，但也存在着篇幅过小，内容不成体系等等问题。基于前辈学人的研究基础，彭华教授提出了自己有关燕国历史研究的成果《燕国史稿》，又几经修改，终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燕国八百年》。

在具体的研究内容方面，彭华教授将《燕国八百年》分为上、下编，从纵向和横向两个角度，对燕国的历史进行了详细的研究。纵向方面，从燕国的自然环境、考古学文化切入，通过对于燕国的开国、发展、强盛、衰落各个时期的考察，直观地展现了燕国发展的背景与历程。在横向方面，从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社会生活、燕国人物等角度切入，全面地、立体地呈现了燕国的历史文化。

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方面，彭华教授援引北京大学李零教授曾提出的“学术三板斧”问题，强调研究先秦历史须具备古文字学、古文献学、考古学的相关知识。在燕国的研究中，就存在文字材料和出土材料严重缺乏的问题。面对史料不全的难题，彭华教授指出自己选择恪守王国维先生的“二重证据法”作为研究路径。同时，在研究体例方面，则受到法国“年鉴学派”，以及白寿彝等人“新章节体”的影响。

其后，就写什么的问题，彭华教授以《燕国八百年》进行了示例。彭华教授选择了燕国的重要人物(如始祖召公奭、燕庄公、燕昭王、太子丹及荆轲)、文物铭文、王都变迁等问题，依次考察，全面展示了燕国人物、文化和社会生活层面的情况。

此外，彭华教授还对燕地慷慨、悲壮、豪迈的民风民俗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燕国的经济、民族等因素有关。即，燕地的经济是农业、牧业复合经济，燕地是多民族交汇之地，它们和地域水文等因素一起，共同影响、共同造就了燕地“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的风俗。

在彭华教授的讲述结束后，老师们和同学们纷纷提出了自己的问题与看法，向主讲人请教。如有同学提出“如何看待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冲突问题”?彭华教授首先强调了王国维先生“二重证据法”对我们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接着表明自己的看法——应当以传世文献为主，而以出土文献为辅，即用出土文献来填补传世文献的根本框架，同时又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最后，尹波教授将本次讲座的小海报作为礼物送给彭华教授，并对彭华教授精彩的讲座表示感谢。下午17：00，讲座在热烈的氛围中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