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5月13日上午9时，在四川大学望江校区文科楼5楼复性书院，举行了古籍所2016届博、硕士学位论文的答辩，答辩主席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教授主持了此次答辩，答辩委员四川大学彭邦本教授、舒大刚教授、粟品孝教授、杨世文教授、尹波教授等对周伟民、王小祎、申婷婷、王芳四位同学进行了答辩，同意授予四位同学相应的学位证书。
周伟民的论文题目是“《大学》学术史”。他首先陈述了他论文写作的动机：第一，《大学》中包含着一个完满的个人修养与社会实践的伦理道德模式，人们一般称之为“内圣外王”，这个模式已经深深沉淀在中国传统文化当中，成为历代知识分子修德进业的标准范式，这一范式对于构建和谐的社会秩序具有重大的理论指导意义；同时，从文化本位主义的角度出发，弘扬儒家思想文化，既是民族文化自信的表现，也符合当今中国打造文化大国、提升国家软实力战略的需要，因此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第二，《大学》在古代学术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文献的传播，还是思想的诠释，都存在着较多的争议。因此，对这些问题进行整理与总结，廓清其发展脉络，辨别诸家之异同，无疑有利于重新认识儒家经典，重塑权威文本。
其次，周伟民讲述了自己论文的主要内容。论文主要从文献、训诂、文本、制度、理论五个方面来写作，着重选取那些影响较大的文献以及存在较大歧义的理论问题（或者说是热点问题）作为研究对象。在《文献篇》中，比较全面列举了有关《大学》的古籍文献，其次重点介绍了14部重要文献；在《训诂篇》中，主要从音注、义训与名物三个方面进行阐述；在《文本篇》中，探讨了《大学》的作者问题、改本问题与单行本问题；在《制度篇》中，对历代学者关于上古时期大学教育制度的争论进行了梳理；在《理论篇》中，则从本体论、认识论与方法论三个向度对《大学》中的理论争鸣进行了初步总结。
再次，他也意识到自己论文中存在不少问题，比如，标点符号不匹配、古文句读不标准、范畴不精确、论文某些部分论述不充分如《训诂篇》、自己驾驭材料的能力有限等，并请各位老师批评指正。
就周伟民的陈述及论文，答辩老师发表自己的看法。粟品孝老师认为，《大学学术史》比较扎实，难度大，具有一定的创造性。但认为论文大多注重古本文献，而不太重视现代整理成果，建议对《大学》学术史作一简单的纵向式概括，并提问：为什么说朱熹《大学》改本“为祸最烈”？彭邦本老师认为该论文非常有难度，也有学术价值，赞同粟品孝老师的意见，认为纵向部分梳理不够，并提出问题：在《大学》的作者问题上，作者比较倾向于赞同哪家观点？《大学》开篇三句到底该怎样理解？舒大刚老师认为选题非常好，但认为《大学》作为儒家经典，程朱后有许多学派，论文中所介绍的有些没有涉及。所提问题有：论文第15页谈到“文，典籍也；献，贤者也”，这句话最早出自谁？作者对《大学》的《礼记》类文献有没有关注？杨世文老师认为论文在布局谋篇方面非常好，提炼出了一些关键问题，搜集了很多资料，有些问题还没有结论，作者重视小学、哲学方面的素养，做得不错。所提问题有：《大学》与古代大学教育制度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作者为何要写《制度篇》这一章？蔡方鹿老师认为作者在论文上下了很大功夫，但论文也存在欠缺，具体内容有不少毛病，如有的版本没有页码，用字不规范等，认识论部分有过度解读的嫌疑，要求作者作进一步的修改。
针对老师们的提问，周伟民认为，之所以说朱熹《大学》改本“为祸最烈”，是因为朱熹在中国学术史上地位很高，影响很大，在他改动儒家经典《大学》之后，才有了众多《大学》改本的出现。虽然这些改本有利于学术多元化的发展，但并不利于权威文本的确立，反而影响了《大学》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在《大学》的作者问题上，比较倾向于班固在《汉书》中所提到的“七十子之徒所论”的观点，对《大学》开篇三句，应当这样理解：《大学》的宗旨，就在于彰显每个人美好的品德，并将其推广开去，让天下人人均具有善的品德，从而达到修齐治平的理想境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秩序。“文献”一词最早应当出自《论语》，“大学”即古代的太学，有可能《大学》篇是古代太学的教育纲领性文献。
最后，经过五位答辩委员的热烈讨论，同意授予周伟民同学博士学位。
之后，进行了三位硕士生同学的答辩。王小祎、申婷婷、王芳三位同学的论文构成了一个系列，分别是在整理《默室日记》第1—20册、21—40册、41—60册的基础上，对其所整理部分的史料价值进行探析。
王小祎同学首先就《默室日记》及其作者孙培吉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孙培吉生于1868年，卒于1942年，字抱和，1893年中举人，1899年任荣昌县教谕一职，后来先后担任过成都县立高等小学堂的教习。随后，又依次担任了成都县中学、府中学堂、公立法政学堂等学堂的教职，教授国文、历史、伦理修身等课程。孙培吉家族自其祖父孙琴泉开始迁入四川定居，孙培吉父亲是孙华，三品衔候选道。孙培吉兄弟共五人，在日记中均有提及。《默室日记》是孙培吉一生所见所闻所感，现存日记八十九卷起自光绪十六年即1890年，至1942年，历时52年，是他22岁至74岁的见闻。加上因为日寇两次轰炸成都，培吉公逃难双流时所著的《双江梦痕》、《双江重梦》二册，序卷三册，共计九十四册。王小祎所负责整理的1—20册起自光绪十六年（1890）至光绪三十二年（1906），记录了他22岁至38岁的岁月。该段日记，政治方面对于外强侵入、内部矛盾有颇为详尽的记录，如甲午海战、议和赔款、刘渊亭抗日、英人入藏、回匪入川、德占胶州、法占蒙自等均有提及；经济方面，主要记录了其时米、田、宅、书等物价水平的变动；文化方面，则集中体现在科举制度和知识分子对于中西学态度的差异上；社会史方面，尤其以1893年上京路线及沿途见闻资料最为详细和宝贵。她的这篇文章选取了以上史料较为集中的几个方面进行了梳理，即论文“整理前言”中的第三章。她就其中的具体章节进行了阐述，并着重介绍了其亮点。
申婷婷同学就其论文《孙培吉< 默室日记>研究——以1907—1917之日记为主》进行了陈述。该论文主要分为上篇和下篇两部分，上篇主要是对其所整理的日记部分的史料价值进行初步探究，下篇是对《默室日记》第21—40册的整理研究。她论述了论文写作的过程。自2015年5月份取得孙培吉先生《默室日记》手稿起，就开始论文的准备工作。在整理日记手稿的同时，她也利用业余时间对其孙子曲博先生所著《弹素轩大梦琐录》一书的三、四部分进行校对，《弹素轩大梦琐录》是对《默室日记》主要内容的梳理，整理的同时进行校对，加深了她对于孙培吉这一人物的了解。至去年11月底将长达35万字的日记整理了出来。之后，开始了收集资料的过程，尤其是对孙培吉的家族成员及其来往密切的人物的情况进行了解。她认为孙培吉家族交游广泛，诸如伍肇龄、刘楚英、刘声琦、马绍相、庄裕崧、龚道耕、张立先、颜楷等人，都与孙家有密切关系。其后，她对自己论文的史料价值探究部分进行了重点介绍，共分七个方面，涉及《默室日记》中所见辛亥革命前后的形势及日记作者对该事件的态度、捐官现象及官场风气、清末民初的学堂教育及学堂风气、孙培吉的交游、个人心境、当时的社会风气和日常生活。并就每个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说明。她认为，从纵向上来说，该日记记载了孙培吉从1886—1942年间所经历、见闻之事，较为完整；从横向上来说，这里面不仅记录了孙培吉的日常生活，与亲友的来往交游，同时对于成都乃至四川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都有涉及，内容丰富。因此，她认为《默室日记》具有极大价值，对其进行整理及研究十分必要。
王芳同学就其论文《< 默室日记>（41-60册）整理与史料价值初探》进行了陈述，其陈述分为选题缘由和论文结构两个方面。王芳同学负责承担41-60册的点校整理和校对订正的工作，也就是孙培吉先生在1917年10月16日到1927年9月3日期间所记内容。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初步完成了20册日记约30万字的整理点校工作。在整理过程中，初步了解了当时成都的社会状况，即为袁世凯复辟政权倒台后四川军阀混战时期，这一时期的各系军阀呈现出“无权威的政治失控”，军队私有化现象加剧，最终，政治多元和军事力量的均势使西南地区进入了军阀混战时期。孙抱和将此时期每天的所见所闻写入日记之中，保存了大量在其他史料文献中所不能见到的军阀混战时期绅民的真实生活。由于此20册日记所记年代战乱纷繁，留存于世的这一时代日记并不多见。《吴宓日记》第二册和第三册虽然亦是这一时期的记载，但他与孙培吉并不是同一类型的知识分子，恰恰是截然相反的两种类型。如果说吴宓是“新派”，那么孙培吉即为“旧派”，两人看待问题的角度和方式亦有所谓的“新派”和“旧派”之分。四川地缘封闭，旧学底蕴较深，军阀混战时期“旧派”士绅仍旧居多。探讨守旧派晚清四川士绅此时期的动态，不仅可以更深入地认识与孙培吉相似的一批内陆地区士绅阶层在军阀时期的蜕变，而且有助于更好地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社会的变迁和社会结构的变动。并且，由于目前史学界专门以军阀时期四川士绅阶层为题方面的研究尚较为薄弱，所以，她认为以此作为楔入点，不仅可以填补近代关于成都士绅阶层日记的研究的空白，又可避免泛泛而谈，收到以点到面之功效，而且对于进一步认识和反思士绅阶层也是一件颇有学术意义的工作。从论文结构上来说，她的这篇文章通过对《默室日记》的整理和研究，一方面对军阀混战时期四川地方政治、经济、民俗等进行了一些初步了解；另一方面以一个普通没落士绅的角度切入，对特定年代的个人、家族、地区乃至国家民族问题进行一些讨论，并从中寻思以孙培吉为代表的普通士绅阶层思想信仰的演变。
然后，答辩老师对三位同学的论文进行了统一点评，并就各人的论文进行了提问。三位同学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解答。随后，答辩老师又对三位同学的回答进行了补充，三位同学均表示之后会按照老师们的建议，再进行下一步修改，使论文更加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