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行》

陆 游

倚锦瑟，击玉壶，吴中狂士游成都。

成都海棠十万株，繁华盛丽天下无。

青丝金络白雪驹，日斜驰遣迎名姝。

燕脂褪尽见玉肤，绿鬟半脱娇不梳。

吴绫便面对客书，斜行小草密复疏。

墨君秀润瘦不枯，风枝雨叶笔笔殊。

月浸罗袜清夜徂，满身花影醉索扶。

东来此欢堕空虚，坐悲新霜点鬓须。

易求合浦千斛珠，难觅锦江双鲤鱼。

《全蜀艺文志》（全二册）

《全蜀艺文志》是明代杨慎编的一部有关四川的诗文选集，对于研究四川的历史与文化来说，这是一部案头必备的基本典籍。

杨慎，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他的故居就在今新都名胜桂湖边上，现在那里还有杨升庵祠。杨慎博学高才，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学者。《明史》本传说: “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富，推慎第一。”俞廷举《全蜀艺文志序》曰：“余尝与天下士论古今真大才子，得三人: 一曰唐太白，一曰宋东坡，一曰明升庵。”“升庵以翩翩公子生相门，金殿传胪，为天下第一人，较李、苏为得意。尤西堂《登科记》以太白天上及第，谓状元中以有太白重，太白不以状元重。然则升庵岂非状元中以有其人为重者哉! 学问渊博，平生著作如林，大小凡三四百种。”据记载，杨慎著述多达四百余种，已经整理成书、见于著录的也有二百余种。《全蜀艺文志》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种。

杨慎在其漫长的流放生涯中曾经有七次返蜀，嘉靖十八年他第五次返蜀。二十年，四川巡抚刘大谟发起重修《四川总志》，遂礼聘杨慎与王元正(字舜卿)、杨名(字实卿) 担任编纂工作，开局于成都城东静居寺宋濂、方孝孺祠。杨名修《建置》《山川》等志;王元正修《名宦》《人物》等志;杨慎修《艺文志》。《艺文志》“始事以八月乙卯(初二) 日，竣事以九月甲申(初一)，自角匝轸，廿八日以毕”。据杨慎说，他曾“嘱乡进士刘大昌、周逊校正而付之梓人”，似乎曾刊印过单刻本。《四川总志》初稿完成后，刘大谟对杨名、王元正所修的部分不甚满意，于是又嘱按察司副使周复俊、佥事崔廷槐统一体例、调整门目、笔削内容、重加编定，“而《艺文志》则悉仍升庵之旧，未之能易焉”(崔廷槐《四川总志后序》)。这部修定过的《四川总志》刊于嘉靖二十四年。《总志》仅十六卷，以杨慎所编《艺文志》六十四卷附于其后，别题为《全蜀艺文志》。

全收录全面• 历久弥新

《全蜀艺文志》收录诗文一千八百七十三篇，有名氏的作者六百三十一人。是书选录的范围以与蜀有关为准，不论作者是否蜀人，但“若蜀人作仅一篇传者，非关于蜀亦得载焉”。“诸家全集，如杜与苏，盛行于世者，只载百一。”《全蜀艺文志》所收诗文以唐宋最多，明人的作品收得很少，仅九十余篇，包括杨慎父亲的诗文三篇。他说: “同时年近诸大老之作，皆不敢录，以避去取之嫌。”

全书诗文按文体编排，篇次则以作者的时代先后为序，前五十卷的文体门类大体沿袭《成都文类》，但“诗”中增加了“诗余”(词)一类。后十四卷世家、传、碑目、谱、跋、行记等则为杨慎新添。杨慎之所以能在短短的二十八天之中辑录到这么多的作品，主要是由他父亲原来所收集的材料作为基础。他在本书序言中说: “先君子在馆阁日，尝取袁说友所著《成都文类》、李光所编《固陵文类》，及成都丙丁两记(按: 指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胡元质《成都古今丁记》)、《舆地纪胜》一书，上下旁搜，左右采获，欲纂为《蜀文献志》而未果也。悼手泽之如新，怅往志之未绍……乃检故簏，探行箧，参之近志，复采诸家。……支郡列邑，各以乘上，又得汉太守《樊敏碑》于芦山，汉孝廉《柳庄敏碑》于黔江。……唐宋以下，遗文坠翰，骈出横陈，实繁有昈，乃博选而约载之。”

在追索各篇的材料来源时，也证实了本书的取材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成都文类》;二是《固陵文类》;三是《文苑英华》;四是唐宋人文集;五是《舆地纪胜》与《方舆胜览》;六是地方志，包括上述成都丙、丁两记。元费著在宋《庆元成都志》基础上重修的《至正成都志》，以及明代四川地方志。书中的碑刻、题记大概都是出自明代地方志。以上取材来源当中，有好些书现已失传，这就使得《全蜀艺文志》一书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据统计，在本书所收的一千八百余篇诗文中，有三百五十余篇不见于其前的文献。换句话说，这三百五十多篇诗文全靠《全蜀艺文志》才得以保存下来。

“另类”的选文标准•超高的文献价值

《全蜀艺文志》之所以具有很高的文献价值，还在于杨慎选录诗文的标准与一般诗文选集有所不同。一般诗文选集主要从文学的角度来进行选择，而杨慎的视野则更为广阔，他更注意于诗文的史料价值。也就是说，他更注意从史志的角度来选文。因此，在此书中选入了不少为一般诗文选家不屑于选录的似乎很“另类”的、却又非常重要的文章。例如范成大的《益州古寺名画记》(此文很可能是范成大《成都古今丙记》的一部分)，其中开列了淳熙间仍保存于大慈寺的唐宋名画，完完全全是一篇账单式的文字。它虽无文彩可言，却是四川古代绘画艺术史上的一篇重要数据。像这样的例子还不少。

我们再以《全蜀艺文志》与《成都文类》比较。《成都文类》也有很高的文献价值，但选文的标准仍然没有摆脱传统的框框，主要以文学的标准来选文，这从袁说友的书序可以看出。单就这一点来说，袁说友的眼光显然比不上杨慎。我们在前面已谈到，《全蜀艺文志》较之《成都文类》，增加了世家、传、碑目、谱、跋、行记、题名等文体，这说明前者收文的范围较之后者更为广泛。在这些文体下所收录之文，多是珍贵的四川史资料。如卷五三至卷五七所收的费著七谱:《氏族谱》《器物谱》《笺纸谱》《蜀锦谱》《钱币谱》《楮币谱》《岁华纪丽谱》，系统地纪录了宋代成都的士家大族，新获文物，笺纸的名品，蜀锦的生产与花色，钱币的铸造与流通，纸币的发展与发行，以及岁时节日的盛况，对研究宋代四川的社会、经济、文化、风俗具有重要的价值。

《全蜀艺文志》一书以其文献价值，使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宝库中占有一席之地。正如俞《序》所言：“凡能拾人遗文残稿，而代存之者，功德当与哺弃儿、埋枯骨同。夫以本地之文献，本地之人，尤当爱惜而表章之。”当然，此书也还存在不少缺点和错误，但这些缺点错误都只是大醇小疵，瑕不掩瑜。

刘琳、王晓波点校《全蜀艺文志》初版于2003年5月由北京线装书局出版，至今已过去19年。此次纳入《巴蜀全书》，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再版。再版对初版作了较大修订，大致统计修改了正文标点300余处，改正正文讹、脱、衍、倒230余处，改动正文的分段48处，修改得最多的是校记，共计800余条。其中有大量的考证，有的条文达二三百字，书末附录的《引用书目》也有所增补。另外，按照现行的用字标准和出版要求，再版对旧字形做了处理，对异体字做了规范，对用字做了统一。通过这次对初版的补充修正，本书的学术质量有了较大提高。

《全蜀艺文志》•序跋

整理者•简介

刘琳，男，1939年生，贵州丹寨人，四川大学教授。1959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历史系历史专业，留系任教。讲授过中国历史文选、古代汉语、中国古文献学、古籍整理学等课程。1984年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任副所长。曾任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常务理事、荣誉理事，1992年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1年退休。主要从事的学术研究领域为古籍整理研究、中国中古史。在古籍整理学、魏晋南北朝史、宋代文史、道教史、四川史、西南民族史等方面均有很大成就。独撰、合撰、主编的学术专著及古籍整理著作达1亿2千余万字，包括《华阳国志校注》《三国志选译》《四川古代史稿》《现存宋人著述总录》《中古泥鸿》《范仲淹全集》《黄庭坚全集》《全蜀艺文志》《古籍整理学》《全宋文》(主编)、《成都文类》《宋会要辑稿》等。发表论文50余篇。

王晓波，男，1948年生，重庆江津人。四川大学研究员。197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留系任教，讲授先秦文学史及作品选。1985年调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1990年任该所副所长。2009年调任四川大学图书馆副馆长。出版专著：《冠准年谱》《宋辽战争论考》《宋四家词选译》;主编《清代蜀人著述总目》《四川大学馆藏珍稀地方志选编》第一辑;古籍整理专书有《全蜀艺文志》《景定建康志》、民国《华阳县志》、民国《双流县志》《锦江书院志》、多种《丹棱县志》等;为《全宋文》编委之一，承担完成包括25个宋人别集在内的700余万字的校点，还参与《宋会要辑稿》的校点整理。发表论文4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