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儒藏》:中华学人的神圣使命
——来自四川大学的《儒藏》工作报告
舒大刚  来源:儒藏  2005-12-20

      随着海内外“中华文化”研究热潮的兴起,自古学人慨叹“佛道有《藏》,吾儒何独无有”的历史正在得到重写。在各界朋友关怀和支持下,四川大学《儒藏》编纂经历七年的探索与努力,取得了初期成效――《儒藏》首批50册已由四川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了(1)。首批50册属于儒学史内容,包含“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和“儒林碑传”三个部分,关涉80部儒学著作、文字约2600余万言。由于《儒藏》编纂没有成例可循,我们的编纂设想、整理体例和研究方案是否合理,编出来的成果是否达到预期目标,一时间还颇为踟蹰,至今也还怀揣惕惧、忐忑不安。自从2005年5月《史部》50册出版以来,逐渐引起学术界、文化界的关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数十家媒体作了新闻层面的报道;《孔子研究》、《史学集刊》、《四川大学学报》、《西南民族大学学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等学术期刊,设列专栏发表文章,有如李学勤(2)、张立文(3)、锺肇鹏(4)、陈恩林(5)、廖名春(6)、蔡方鹿(7)、黄开国(8)、黄修明(9)等一批历史学家、文献学家和哲学史研究专家,纷纷撰文给予审议和指导,又从学术的层面对《儒藏》进行了研究和论证。这不仅表达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儒藏》编纂特别是对重建儒学大厦这一盛世工程的极大热忱,而且也使我们《儒藏》编纂的规划和设想得到检验和提高,使我们的编纂理念更加明确,研究方案也更趋完备。为将《儒藏》编纂工作进行到底,特别是将《儒藏》编纂与儒学研究推进到更高的学术层次予以讨论,现将川大《儒藏》工程的有关设想和现状报告如次,希望海内外学人不吝赐教,批评指正。

      一、寻梦:《儒藏》编纂的曲折经历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主干,它是中华文化之根,也是中华文化之魂。但是在构成中华文化三大体系儒、释、道“三教”之中,对自已文献的整理和编录,儒家却落在了佛教和道教之后。自明朝开始,逐渐有学人对这一现状表示不满,倡议仿照佛、道二《藏》作法,亦将儒家文献编成大型丛书。如万历中期的湖湘学人孙羽侯,即“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笔者按:指元朝),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檃括《十三经》疏义,订核收采,号曰《儒藏》。”(10)是为编纂《儒藏》第一位设想者和实践家。万历后期,与孙同时偏后的侯官学人曹学佺也曾“欲修《儒藏》焉,以经先之也。撷四库之精华,与二氏为鼎峙”(11)。清朝乾隆时期,山东学人周永年、刘音等再申“《儒藏》说”,喻《儒藏》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宇宙间一大功德”(12),这直接促成了另外一部文献巨制《四库全书》的产生。但由于种种原因,《儒藏》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未能编成。这个由孙羽侯、曹学佺、周永年等人倡议的《儒藏》理想,从而成为历代学人的文化梦想,一直被悬置了400多年。
      从事儒学研究在四川大学有一定基础和传统。川大前身是始建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的锦江书院和始建于光绪元年(1875)的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都以“通经学古”为宗旨,尤其是尊经书院,以研究和注解儒家典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时任四川学政的张之洞以“两文达之学”(即阮文达元《清经解》、纪文达昀《四库全书总目》)相号召,形成“通经致用,求实创新”的学术传统,把儒学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境界。曾出现过廖平、宋育仁、吴之英、龚道耕、向楚、蒙文通、向宗鲁等国学大师,在经学、小学、目录学和文献学研究等领域,具有一定优势,长期保持全国领先地位。这一传统在四川大学一直传承着,先后聚集了徐中舒、冯汉骥、任乃强、缪钺、杨明照等著名学者。新一代川大学人在注重现代学科分类中文、史、哲研究的同时,更加注重古代典籍和儒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四川大学古籍所的工作就是这一特色的集中体现。该所系“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直属单位之一,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传统文献的研究和整理工作,先后承担上亿字的大型项目《全宋文》、1200万字的重点工程《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等国家和教育部课题,出版了108册《宋集珍本丛刊》、40册《诸子集成》系列、20册《三苏全书》、12册《宋人年谱丛刊》等成果,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为中华文化的传承、特别是传统治学方法的继承与弘扬,苦心孤诣,一脉独传。
      1997年,由古籍所提出经学校批准立项的“儒学文献调查和《中华儒藏》编纂”又成为该所古籍整理的重点工程。1999年四川大学将《儒藏》列为“国家211工程”一期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此后还陆续进行了《儒藏》“著作权登记”、“商标注册”、“工商注册”和“网络实名保护”等工作,特别是进行了儒学文献的书目调查、《儒藏》编纂的体例思考。2004年,在前期研究基础上,学校作出“加快进行《儒藏》编纂工作”的决定,成立了以校长副校长、书记副书记为正副组长的“四川大学《儒藏》工作委员会”。学校继续将《儒藏》立为“211工程”二期、“985工程”二期的“重点项目”,增加投入,加快了进度。2005年初,四川大学《儒藏》工程又申请列为中国孔子基金会“重大项目”,获得300万元立项经费。国际儒学联合会也先后将川大“《儒藏》工程”子课题“宋学文献”整理、“历代学案”编撰列入了工作计划,并派出四位学术委员具体参加和指导川大《儒藏》工作。正是在多方面因素促进之下,才有了目前问世的首批50册《儒藏》。
      有学者曾将《儒藏》编纂喻为中华学人的“圆梦”工程,张立方教授盛称首批50册使“中国学人500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其实,目前才编出50册,仅是计划中500册的十分之一,千里之行于今发轫,这只是“寻梦”之开端。

      二、圆梦:儒学文献大厦的系统构建

      编纂《儒藏》是400余年来学者孜孜以求的梦想,但是如何编好《儒藏》也成了数百年来学人议而未决的难题。据汤显祖记载,中国第一位《儒藏》编纂者孙羽侯,是“櫽括《十三经》疏义”,似乎只是《十三经》注本和疏本之汇录,相当于后世“经解”类丛书。曹学佺则是欲将所有儒家著作收录起来,修成一部大《藏》以与《佛藏》、《道藏》“相鼎立”。按周永年《儒藏说》的设想,他是要将《佛藏》、《道藏》以外的书籍统统收集起来,分四库收藏,以便保存和利用。可是由于三人的《儒藏》实践都没有结果,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关于他们《儒藏》体例的记载,因此他们心目中的《儒藏》到底是何模样目前仍然不得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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