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儒藏》史部儒林碑传提要
儒藏  来源:儒藏  2005-10-16

     《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
      四卷,杨世文选辑,杨玲校点。


      孔子创立的儒学,在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表现为经学。汉初尊黄老,儒学主要通过民间流传。文、景二帝始留意学术,开献书之路,山岩屋壁之书渐出。又为儒经设立博士。如张生、晁错为《书》博士,辕固生、韩婴为《诗》博士,胡毋生、董仲舒为《春秋》博士。此时儒学的地位虽不及黄老,但逐渐取得了合法的地位,开始走向庙堂。汉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立“五经博士”。由于利禄之途大开,儒学风气转盛,出现了“经学昌明”与“经学极盛”时代。两汉经学传授,重视师法和家法。考《史记》、《汉书》、《后汉书》所载,师法的授受源流,厘然区分,不相杂厕,犹干之生枝,枝之生叶,十分繁茂。“师之所传,弟之所受,一字毋敢出入;背师说即不用”(皮锡瑞《经学历史》)。
      汉代经学亦讲“通经致用”。经学既是实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为国家大政、礼仪制度提供理论依据。《尚书》、《春秋》可以折狱,《诗》可以讽谏,《禹贡》可以治河,《易》和《洪范》可以推灾异。经学颇受到最高统治者的重视。皇帝往往聚集经学之士,讨论五经疑义,西汉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阁会议和东汉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观会议即其最著者。
      两汉经学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区分,首先表现在文本上,其次对经义的解说也各有区别。西汉立于学官的十四博士经学都属于今文经学。自从汉惠帝“除挟书之禁”后,郡国民间不断有古文写本的经典、文献被发现。如河间献王刘德从民间所得书、鲁共王坏孔子宅所得书,多古文先秦旧书。此外,秘阁中还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经传,《费氏易》、《毛诗》也一直流传于民间。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传,相安无事。到汉哀帝时,刘歆要求将《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都立于学官,遭到今文学家的强烈反对,于是今、古文经学之争遂起。虽然古文经学终两汉之世都没有成为官学,但东汉前期学界大儒如桓谭、班固、郑兴、杜林、陈元、贾逵等人都是古文学家。习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经学实际上已享有与今文经学同等的政治待遇。东汉后期,涌现了马融、许慎、服虔、郑玄等古文经学大师。郑玄打破今、古文壁垒,熔今、古文经学为一炉。他遍注群经,集两汉经学之大成。至此,两汉经学进入全盛时期。
      到三国时,经学已成强弩之末。面对老庄、释氏等文化的挑战,儒学也向多样化方向发展。魏晋南北朝政治分裂,干戈频兴,篡乱相乘。但是,动乱之政治环境并没有阻断学术文化之发展,“学术尚有传统,人物尚有规仪,在文化大体系上,亦多创辟”(钱穆《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这一时期儒学的成就,主要体现在经学上。《易》王弼注,《论语》何晏集解,《左传》杜预集解,《谷梁》范宁集解,《尔雅》郭璞注,《尚书》孔安国传(伪托),皆出于魏晋时期。当时还创造了一种义疏体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论语义疏》尚可见其大略。唐孔颖达等编《五经正义》,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此期学者对儒家经学之贡献,不可小视。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的发展有几个特征,一是儒玄兼该,文史并重。二是儒家学者,多通佛老。三是学术传承,多以家学。四是南北学风,略有差异。
      汉至南北朝儒人传记,主要有历朝“正史”及各类“先儒传”和“先贤传”记载,但碑传则是他们最原始、最详尽的记录。碑志滥觞于先秦,形成于两汉。东汉崔瑗、蔡邕等都是碑志名家。三国两晋时禁止立碑,于是墓碑由大缩小,以便埋入墓圹。也有因担心墓碑日久损毁,而另于墓中置石记以志久远者。南北朝时墓志始从碑的一类独立出来,有了“墓志”之称。北朝墓志比较发达,其中又以北魏为代表,北魏墓志数量众多,形制规范(大多呈正方形),志文书体亦开隋唐楷书之先河,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魏碑体”。南朝墓志则较北朝为少。南朝人甚至认为“石志不出礼典”(王俭语),而语多简略。总的来说,两汉魏晋南北朝留传下来的碑传不多,吉光片羽,实属瑰宝。兹遍查文献,以及文物,辑录其有儒学事迹者五十余篇,涉及近五十人,总为一集,以备篇简焉。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
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郭齐、李文泽审稿

      《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六十卷,舒大刚选辑,杨玲校点。
      隋代结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学术也逐渐趋于统一。隋初统治者比较注意儒学,隋文帝杨坚实施笼络儒士的政策,一度出现了儒学兴盛的局面:“齐、鲁、赵、魏后,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到仁寿年间,下令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改弦更张,复开庠序,史称“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当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刘焯、刘炫)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但炀帝晚年荒淫成性,穷兵黩武,“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隋书·儒林传序》),隋末儒学“不绝如线”。
      唐代号为“盛世”,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学术等方面都创造了许多辉煌,也是中国儒学的鼎盛时期。唐朝在思想文化和学术方面实行兼容并包的政策,儒、释、道三教并立。在三教之中,儒学与封建政治的关系最为密切。史称唐太宗性好儒术,曾说:“朕所好者惟尧舜周孔之道,以为如鸟有翼,如鱼有水,失之则死,不可暂无耳。”(《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贞观二年)。他后来下诏将历史上著名的儒家学者二十一人配享孔子庙堂。唐朝以科举取士,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为了统一思想,为科举考试确定一个权威的版本和经义,便成了唐初统治者亟待解决的问题。据《旧唐书·儒林传》载:“太宗以经籍去圣久远,文字多讹谬,诏前中书侍郎颜师古考订《五经》,颁于天下,命学者习焉。又以儒学多门,章句繁杂,诏国子祭酒孔颖达与诸儒撰定五经义疏,凡一百七十卷,名曰《五经正义》,令天下传习。”唐朝统一经学的目的有二,一要解决“文字多讹缪”,二是解决“儒学多门,章句繁杂”的问题,对汉魏以来的经学作了总结。经学的统一也带来一些消极后果,《五经正义》成为钦定的教材和科举考试的标准,必然导致思想僵化,学术停滞。相反,佛教、道教经过数百年的改造、发展,已经建立起了一整套系统的以心性为特征的理论,对儒学构成了学术和信仰的挑战。因此中唐以来,出现了一股儒学革新运动。以韩愈、李翱为代表的儒学革新派,他们脱却汉注唐疏之窠臼,直接孔孟之统绪,创立儒学的“道统”说,以与佛、道相抗衡。唐代中期的文化变革和由此带来的儒家经学研究方法上的巨大变化,成为“宋学”的先声。


上一篇:舒大刚:试论《儒藏》“论部”的分类方法

下一篇:《儒藏》史部历代学案提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