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史部分序
舒大刚  来源:儒藏  2005-03-24
    《儒藏》“史部”将首次对儒学史料进行全面搜罗和系统整理,是中国儒学史的资料集成。

    儒学在中国已有二千五百余年的历史,经历了发生、发展、兴盛、转化、衰落和复苏的过程,呈现出“先秦子学”、“汉唐经学”、“宋明理学”及“清代朴学”等形态,其历史资料,也从零星评议、单篇记录,发展为专著记载和系统总结。儒学在中国的发展史,也是其接受学人世世代代评说的历史。在百家争鸣的“子学时代”,出现了《庄子·天下篇》、《荀子·非十二子》、《韩非子·显学篇》等学术史文献,儒家在其中受到批评,也得到初步总结。汉代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淮南子·要略》也是这一传统的延续。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司马迁《史记》始用专篇记载儒学历史。其书于孔子有《世家》,于孔门有《仲尼弟子列传》,于后儒有《儒林列传》,于孟子、荀卿、吴起等皆各有专门《列传》。班固《汉书》也继承《史记》传统,以列传记儒生,复于《艺文志》中设《六艺略》、《诸子略》记载儒学文献。自是之后,历代“正史”都自觉配合“儒学独尊”的基本国策,将儒学历史摄入自己撰述的视野。于是传道授业之儒,则有《儒林列传》(或《儒学传》、《道学传》);其“学优而仕”之儒,则有专人传记。至于经学之注疏、儒者之著作,则入《艺文志》(或《经籍志》)。儒学在教育上、选举上的制度和成绩,则又载在《选举志》和《学校志》。不仅“正史”如此,他如《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十通”、历代《会要》,以及别史、杂史、方志、地理等著述,也无不给予儒学的人物、文献、制度和事迹以相应的篇幅。更有文人雅士之诗文、书信,官僚主司之策论、奏章,以及儒林人物之墓碑、行状、祭文等,也常常关系儒学、反映历史,这类材料则分见于历代文人的别集和总集之內。
    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地出现了“先贤传”、“耆旧传”、“高士传”、“名士传”和“文士传”等史书,儒学人物也是其中的主角。甚至还出现了《先圣本纪》、《孔子弟子先儒传》等儒学人物专著。至于宋代,随着儒学“道统”、“学统”观念的加强,有关儒家师传授受和学术渊源的內容备受关注,于是以朱熹《伊洛渊源录》为代表的各类“渊源录”、“师承记”和“宗传”便应运而生。在明代,这类撰述体例与当时盛行的“语录”、“语类”体结合,又受佛家《传灯录》诸书的启示,产生了以黃宗羲《明儒学案》为代表的专门学术史——“学案体”。“学案”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职志,既重视儒学人物活动的记录,也重视儒学流派和学术渊源的探讨,还注意儒学成就和学术精华的总结,有的还辅以“师承表”,并“附录”评论资料。兼有学术流派史、学术成果汇编和研究资料类编等多重功能,对儒学成就的总结,学术流派的梳理和学术体系的研究,功能最全,作用最大。中国古代学术史的编纂至此而臻于完善。

    百家多言儒学,文献浩如烟海。但是由于儒学本身自古无《藏》,故儒学史料迄今未得系统整理,也沒有专门的著录体系。先秦两汉史书不多,《汉书·艺文志》只将史书附在《六艺略》的“春秋类”下,儒学史料也随所在各书编入各自类目之中,如《孔子世家》、《儒林列传》、《仲尼弟子列传》、《孟荀列传》等,都随《太史公》(即《史记》)列在“春秋类”中。
晋代荀勖《中经新簿》为史书立有专部——“丙部”,以记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等书籍。南朝阮孝绪《七录》“记传录”亦记史书,分成十二类:国史、注历、旧事、职官、仪典、法制、伪史、杂传、鬼神、土地、谱状、簿录。由于二书久佚,其中有多少儒学史著作尚难考定。
    《隋书·经籍志》“史部”共分十三类:正史、古史、杂史、霸史、起居注、旧事、职官、仪注、刑法、杂传、地理、谱系、簿录,从此奠定了中国目录书“史部”的基本框架,后世目录都以《隋志》为基础来增刪损益。不过,这些目录的分类所面对的都是各类史书,沒有特别在意儒学史著作,也沒有将“儒学史”设为专目。有感于此,梁启超《新史学》曾提议在史部设“学史”一目,著录学术史著作,“如《明儒学案》、《国朝汉学师承记》等”,但并沒有得到目录学家的响应。
    历代目录学著作囿于综合性目录的编纂体例,儒学史料只分散杂录于综合性“史部”之下,如《隋书·经籍志》,将可与儒家经典相互补充的《逸周书》、何承天《春秋前传》及《春秋前杂传》、乐资《春秋后传》和刘縚记载圣贤事迹的《先圣本纪》等,统统与《战国策》、《楚汉春秋》、《越绝记》等同隶“杂史”;将以儒学人物为主要内容的魏明帝《海內先贤传》、无名氏《先贤集》、《兗州先贤传》、《徐州先贤传》、陈寿《益部耆旧传》、白褒《鲁国先贤传》,无名氏《蜀文翁学堂画赞》、皇甫谧《高士传》,梁元帝等的《孝子传》、《孝德传》、《忠臣传》、《显忠传》,甚至《孔子弟子先儒传》、《王朗王肃家传》等,仍与《列女传》、《列仙传》、《名僧传》、《美妇人传》之类杂书同归“杂传”。
    即使在儒学史著作已经大量涌现和广泛流行的宋、元、明、清时期,诸家目录也沒有为儒学史单立一目。一些纯粹讨论儒学历史和学术渊源的著作,如《东家杂记》、《孔子年谱》、《孟子年谱》、《伊洛渊源录》、《明儒学案》、《宋元学案》、《关学编》、《洛学编》、《元儒考略》、《理学宗传》、《圣学宗传》、《闽中理学渊源考》和《学统》、《阙里文献考》等等,体例不可谓不纯,內容不可谓不正,数量也不可谓不多,卻仍然被笼统列在“史部·传记”之中。不仅其內容和价值未得到应有彰显,而且与释家、道流、方士、神仙合编一处,学术源流混淆不清。至于其他尚载在别集、总集之中的儒学传记、碑刻、品题、学录等史料,更成艺海尘珠,不见天日。
    由于得不到系统收录和整理,许多儒学史料不仅未能充分重视和利用,而且不少有价值的史书,如刘縚《先圣本纪》、无名氏《孔子弟子先儒传》等,也在人们的疏忽之中亡佚了。如何系统地将分散各处的儒学史料搜罗起来,建立合理的著录体系,并在此体系下加以科学地整理、编录和出版,正是从事《儒藏》编纂不可回避也不能回避的问题,也是当代学人责无旁贷的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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