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儒藏总序
舒大刚  来源:儒藏  2005-03-24

     《儒藏》是收集保存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她荟萃二千余年儒学著作,以系统的著录体例,分门别类地予以标点、校勘和编排。她作为中国古代儒学的物化呈现,将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象征,与《大藏经》、《道藏》鼎足而三,永远滋养中华民族的心灵。今值《儒藏》出版之际,聊述因缘,以弁篇首。

                                                      一
      儒学是中国的。二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孔子集虞、夏、商、周优秀文化之大成,总《诗》《书》《礼》《乐》《易》《春秋》为“六经”,树“仁义”“诚信”之高标,垂“中庸”“忠恕”之宏法,创立儒学,垂教万世。儒学生于斯,长于斯,昌盛于斯,亦曾一度衰微于斯。两千多年来,儒学是引导中国文化走向辉煌的指南北斗,是铸造中国文化特质的规矩准绳。是中国文化之门、中国文化之蕴,对中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促成了中国人特有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思维方式的形成。她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在国际范围内,人们一提起中国文化,首先想到的无疑就是孔子,就是他所创立的儒学。儒学是中国的,中国也是儒学的。要深入研究中国文化,欲准确地了解中国历史,不认识孔夫子,不研究儒学,就不能得其门而入。
      儒学是东方的。古代东方,北起朝鲜半岛,东至日本列岛,南到印支半岛、南亚诸国,伴随着儒家“偃武修文”、“睦近徕远”外交方略的实施,东亚各国“成钧馆”(朝鲜)、“大学寮”(日本)、“国子监”和“国学院”(越南)等文教机构的设置,大批“遣隋使”、“遣唐使”的派遣,儒学早已融入东方社会,成为东方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共同的思想体系和价值观念的重要部分;东方各国的政治家、思想家,或以儒学治世、或又著书立说,与中华学人一道共同丰富和发展了儒学的理论和思想。因此国际“汉学界”在讨论东方社会时,无不异口同声地称之为“儒家文化圈”。
      儒学又是世界的。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的文化主流,儒学不仅影响了东方,而且也辐射于世界。就古代而言,先秦儒学是西方学者公认的世界文化“轴心时代”的主流思想,是古代东方思想文化的源头活水。儒学是开放性的,在历史发展演进的长河中,儒学不断以其“海纳百川”、“集杂为醇”的包容精神,融合含摄了各种外来文化与文明,与时并进,日新其德,使思想之源长盛,学术之树常青。儒学在历史上不断兼容并包各家学术进行自我创新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生生不息充满创造活力的历史,是人类文化宝库日新月异不断丰富的历史,也是儒学不断影响和辐射世界的历史。她的经典和理论也曾西涉流沙,远渡重洋,对近代思想启蒙和现代文明的形成也产生过不可忽视的影响。在当今世界文化格局中,她又作为十三亿中国人和数千万海外华人和侨胞共同的文化背景,卓尔屹立于基督教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倡道“以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和平共处哲学,以其“立己立人,达己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精神,化解各种矛盾、调停地区冲突。
      儒学是历史的。在儒术“独尊”的时代,儒学不仅是中国古代的学术,而且也几乎是中国学术的古代,她与古代中国文化的各个方面都结下了不解之缘。殷墟甲骨文有“儒”与“丘儒”之官,《周礼》有“师儒”之职,儒者在殷商时期就已发挥着重要作用。至春秋时期,孔子正式创立儒家学派,孔门弟子散游四方,“六艺”之学风行天下,开启了春秋战国时期士人的智能,催生了诸子学派,促成了百家争鸣。从这个意义上讲,没有儒学就没有周秦学术。继而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经典教育与研究影响了中国两千余年的教育、选举和文化。可以说,中国的古代史就是儒学影响中国的历史。没有儒学便没有古代中国的教育,也就没有古代中国的学术,也就不会有灿烂的中国文化。人类不可能生活在没有历史的真空之中,对于逝去的昨天,对于先贤的遗产,我们应该以回顾、反观、总结与传承的姿态,在历史继承的基础上进行创新,用富有民族特色的创新来丰富历史、美化生活。作为与中国历史水乳交融的儒学,当然不能游离于历史继承之外。
      儒学又是现实的。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中国是文明古国,她的“古”不仅在于历史上曾经有过,而更在于其历史传统一直在延续着,其优秀文化一直在弘扬和发展着。由殷可以见夏,由周可以观殷。后世之“继周者”,有秦、有汉、有晋、有唐,有宋、有元、有明、有清,其民族则有华夏、有“四裔”,有汉族、有少数民族。然而,只要是在华夏文化圈内崛起,只要是在中华大地上立国,无论愿意不愿意,主动或被动,都必然打上儒学文化的烙印。综观古今历史,无一例外。即使是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也必将被中原固有文化所融合。如果说,在春秋战国时期还存在“以夏变夷”和“以夷变夏”的争论,那么自秦汉以后的中国,无论谁来当皇帝坐天下,就毫无例外地是以“华化”“汉化”为主流的多民族融合。“五胡十六国”是这样,辽、金是这样,蒙古族建立的元朝也不例外,满族建立的清朝更是如此。其原因也许有多种多样,但其中以儒学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代表了当时的先进文化,代表了各族文化发展的共同方向,则是最深层的原因。特别是儒家从理论上将这一文化总结出来,建立起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的“道统”体系,形成虞、夏、商、周、秦、汉、魏、晋、隋、唐等“正统”观念,并从教育上、实践上宣传和推广开来,从而形成了以儒学为核心的华夏文明的感召力和吸引力。尽管有些观念在今天已显得陈腐和落后,但它是千百年来维系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的精神力量,更是激起“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豪情的潜在动力。今天,即使我们已经跨入世界文化大融合、大交汇的全球化时代,瞬息万变、不可捉摸的世界局势,曾使传统文化被世俗化(甚至庸俗化)的社会和多元化(甚至诡异化)的思想所困厄,以致于一些人曾一度产生过摆脱文化传统“束缚”的想法。然而事实反复证明,文化传统是无法摆脱的,儒学对新世纪、新世界的作用和影响仍然是不可低估、不容忽视的。她已呈现出与日俱增、历久弥新之势。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中华民族的精神面貌也将焕然一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中国人既有的价值观念正在得到重新审视,儒学这一古老学科必将焕发出壮丽的青春,儒家思想也将一如既往地作用于当今的世界。否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一百余位诺贝尔奖得主在巴黎讨论“面向二十一世纪”问题时,怎会发出“人类要生存下去,必须回到二十五个世纪以前,去吸取孔子的智能”的呼声!二零零四年八月,来自世界各地的二百余位专家学者齐集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召开“第一届儒学国际研讨会”,代表不同文化背景的专家学者深入讨论了儒学各类理念后,形成了《吉隆坡宣言》,宣称儒家“‘忠恕之道’是促进世界和平、物我相谐的基石”,提议“正式启动“以儒学救世”的机运,缔造二十一世纪儒学另一个国际化的新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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