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陈恩林:见高识远,气魄不凡——读《儒藏》“史部·儒林碑传”有感
陈恩林  来源:儒藏  2005-07-30
  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大型丛书《儒藏》首批成果史部五十册出版了。承蒙出版社惠赐,其中十四册《儒林碑传》及五十册总目摆上了我的案头。
  望着这部煌煌巨典,令我由衷地为川大古籍所同仁所取得的骄人成绩而欢欣鼓舞。欣喜之余,我强烈地感受到了川大古籍所同志们卓越的学术见识和不凡的气魄,感受到了他们为编纂《儒藏》所付出的巨大心血和所花费的艰辛功夫,感受到了他们团结协作的精神和强大的学术实力。下面,我即从这一角度,讲几点感想。

一、见高识远,气魄不凡

  摆上我案头的虽然只是《儒藏》史部《儒林碑传》十四册,但这十四册已是鸿篇巨制;再看史部五十册总目,更是洋洋大观。而史部也仅是《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一部分,可见《儒藏》是一个规模浩大的系统工程。这一学术工程的设计规划,充分显示了川大古籍所令人敬佩的超人学术见识与不凡的学术气魄。
  我国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学术界即掀起了对传统文化的大讨论。由于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与《周易》的发现,于是讨论的热点就集中在《老子》与《周易》上。随着讨论的深入发展,也出现了道家热、兵家热、法家热、文化热等。在这一时期,学术界虽然为孔子翻了案,但对儒学的认识还很不够,儒家也未成为讨论的焦点。随着孔子基金会的成立,对孔子与儒学的研究始受重视,一些学者也逐渐把眼光集中到了儒学与儒家文化上。自九十年代以后,随着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相继发现与出版,对儒学和儒家文献的研究方形成了高潮。
  川大古籍所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一学术发展机遇,于1997年初提出了编纂《儒藏》的构想,引领了《儒藏》编纂的风气之先。这充分表现了他们对儒学与儒家文献价值的总体认识。舒大刚教授在《儒藏》总序中对儒学的价值和功用做了全面的概括:儒学是中国的,是东方的,又是世界的;儒学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儒学是理论的,尤其是实践的。又说二千多年来,儒学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是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这个认识是相当高的,代表了学术界的主流看法。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史德篇》中谈到治史时说:“才、学、识三者得一不易,而兼之者尤难。”“史所贵者,义也。”“非识无以断义”。强调修史首在重识,没有真知灼见,不会编撰出一流史著。川大古籍所编纂的《儒藏》,创造出有别于四库的“三藏二十四目”新体例,正表现了他们的远见卓识。从这一高起点的认识出发,他们的编纂工作自然信心足,气魄大,热情高。这也就是他们能于今年推出《儒藏》首批成果史部五十册巨典的根本原因。
   他们推出的《儒藏》首批成果也是适时的。当前我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正处于转型时期,高速发展的物质文明要求精神文明的建设与之相适应。而我国历史上任何社会发展的转型期,其实都是中华民族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魂魄的重塑时期。值此新时代中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中华民族魂魄的重塑时期,不仅要求我们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更要求我们积极吸取革命爱国主义精神,积极吸收一切优秀的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儒家作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干和灵魂”,自然是重中之重。而儒家典籍是儒学的载体,川大古籍所能在这样的历史时刻,率先提出编纂《儒藏》,并推出首批成果,应该说是适应了当前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重塑中华民族精神文明建设需要的,是与时俱进的。这也是他们见高识远的又一表现。

二、搜罗宏富、宽严得当

  《儒林碑传》是《儒藏》史部的一个重要门类。所收文章上起西汉,下迄清末民初,约四千多篇,涉及传主3400人,编为717卷。又按历史时代分编为:《两汉魏晋南北朝儒林碑传集》4卷,收录了37人;《隋唐五代儒林碑传集》60卷,收录540人;《宋儒碑传集》108卷,收录840人;《辽金儒林碑传集》12卷,收录38人;《元儒碑传集》156卷,收录750人;《明儒碑传集》100卷,收录750人;《清儒碑传集》177卷,收录1100人。结成七集,十四册,文字不下千万。编纂者云:“历代儒学人物的碑传资料,毕荟于此。”搜罗可谓宏富。
  编纂者所下的搜罗之功,是巨大的。因为历代人物碑传数量庞杂,散见于各类文献当中,如文集、总集(如《全唐文》、《全宋文》之类)、方志、金石碑刻等。有些碑刻甚至藏于深山水滨,历经风雨剥蚀,濒于漫灭,搜求十分不易。幸有宋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明焦竑的《献征录》,清钱仪吉的《碑集传》一类碑刻总集保存了部分资料,可仍有许多资料散落各地,令研究者无法见到。
  这次碑传编纂者花费大量力气,从相关文集、总集、方志、金石碑刻、野史笔乘及考古资料中勾稽索隐,搜罗了数千人的碑传资料,按时代编排成册,洋洋洒洒,蔚为大观。使研究者可按目检索,开卷即得,十分方便,大大节约了翻检资料的时间,省却了苦苦寻觅之苦。编纂者的辛劳之苦,大有功于学术界。
  编纂者的选材也颇有法度,宽严得当。除对历代公认的名儒、大家一概收入而外,对其余入选学者则区别对待,不拘一规。为从更为宽广的角度展现不同时代的儒学风貌,其选材随时代变化而有所差异。唐代以前,儒学文献保存数量有限,人物也相对较少,入选标准与范围则适度放宽;唐代以后,儒学发达,文献保存数量剧增,儒学人物随之增多,则收入标准与范围就较为严格。就民族所属而言,对汉民族的儒学者收录标准较严,而对少数民族儒学者则收录条件较宽。对于非汉民族统治的辽、金两朝及元代,所收录的儒学人物也有所放宽。这种区别对待的入选标准,依据的是历史时代的变化,从而也就反映了各个不同历史时代儒学发展的特点。编纂者概括自己的原则说:“轻重适度,内外有别,先后兼顾。”正是这一原则的执行,从而使《碑林传》既做到了搜罗宏富,又宽严得当,避免了倚重倚轻现象。

三、体例创新,方法独特

  《儒林碑传》的编纂体例是《儒藏》编纂体例的一个部分。《儒藏》“三藏二十四目”的体例是创新的,是匠心独具的。全书有总序、分序、小序及各书的提要。依编纂体例,《儒林碑传》有小序,其七集每集又有内容提要,概述各个时代儒学学术的发展源流、演化轨迹、学派与时代特色、儒学人物、著作及其对儒学发展的贡献。为读者了解这部巨著,起到了导读作用。全书的设计安排,体现了编纂者惨淡经营的苦心,它使全书能合能分,合则全书融为一体,分则独立成册,没有枝蔓离析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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