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黄开国: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工程——四川大学编纂《儒藏》首批成果出版有感
黄开国  来源:儒藏  2005-07-14
  中国传统文化虽说是儒释道三教并立,但是,无论是从时间的久远,还是从影响的深广而论,释、道都不能与儒学比肩,儒学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核所在。然而,奇怪的是:历史上隋以后释教就有《大藏经》,唐时道教也有了《开元道藏》,并在其后有历代的多次修补,《大藏经》还有汉文、藏文、蒙文、日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反倒是儒学的《儒藏》在此之前,甚至竟无有成功的编纂。这不仅是传统文化发展中的一大历史缺憾,也让当今研究传统文化的学人们倍感压力。所以,编纂出一部具有时代水准的《儒藏》,既是我国弘扬优秀文化的迫切需要,也可以弥补两千多年来的历史缺憾。
  盛世修文,中国社会经济的大发展,为文化的兴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近年来,一些学者相继提出了编纂《儒藏》的提议,三所著名的大学都启动了《儒藏》的编纂工作,北京大学、人民大学前两年曾因此轰动一时,为海内外所瞩目。两年多之后,较为低调的四川大学反而走在“三国”竞争的前列,于2005年5月率先在国内外推出了《儒藏》首批成果——“史部” 类编50册,不仅理所当然的得到了学术界的一致好评,也赢得了海内外舆论的一片赞扬。我是川大毕业的学生、又是长期从事儒学研究人员,这种双重身份令我尤有良多的感慨。
  四川大学能够走在《儒藏》编纂的前列决非偶然。川大是一所有深厚传统文化根基的百年名校,它的前身是清末成都的尊经书院、锦江书院,出现过廖平、吴之瑛、吴虞、蒙文通、郭沫若、徐仲舒、冯汉骥等著名的学者,优秀的文化传统在新一代的川大学人中得到发扬光大,其古籍所就是蜚声学界的重要代表,由古籍所编纂的《全宋文》等巨著,早已名声在外。而自一代名师金景芳先生的高足博士舒大刚教授担任所长以来,以其年轻有为、学有根底、思想敏锐,使这一文化优势得到很好的进一步传承。早在20世纪90年代的四川德阳国际儒学研讨会上,舒大刚教授就提出编纂《儒藏》的建议,并随即被列为学校的重点项目与“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担任本书编委的古籍所的多位教授、副教授,多是整理古典文献的专家,而且在某些方面颇有建树。由舒大刚担任首席专家,有古籍所全体研究人员参与的《儒藏》编纂队伍,没有北京大学、人民大学有那样豪华的文化名人阵容,但却是一支真正干实事、最有希望出成果的队伍。而近几年来,川大《儒藏》编纂的成就已经最有力的证明了这一点,新出版的首批成果就是最好的说明。
  川大能够最先推出《儒藏》的部分典籍,首先应当提到舒大刚教授的《儒藏》编纂体例的设想。近年在学术界很有名气的廖名春教授说,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就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不容避讳,廖明春教授与舒大刚教授师出同门,但是,此说绝不是同门间的相互吹嘘,而是一种公允之论。这些年来,舒大刚教授带着一种神圣的使命感,专注于《儒藏》编纂体例的探究,先后在《四川大学学报》、《国际儒学研究》等刊物发表了《谈谈儒藏的编纂分类问题》、《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等文,对儒学文献的编纂体例,提出了既充分吸收前贤文献编纂体例的优点,又有当代学者的学术眼光的“三藏二十四目”编纂体系。
  这一独到的编纂体系,突破传统的四部分类法,采用三分法,将儒学文献典籍分类归入儒经、儒论、儒史三大部类,即所谓三藏;每一部类之下,又分门别录为若干子目,共计二十四目。由此构成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体系:即“经部”的元典、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通论)、春秋(春秋经、左传、公羊、谷梁、三传通论)、孝经、四书(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尔雅、群经、谶纬、出土文献(含简帛、石刻、敦煌遗书)等12目;“论部”的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等5目;“史部”的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别史、杂史等7目。这三藏二十四目的体例,就可以较好的从横向反映儒学的全貌,也能够从纵的方面体现儒学方方面面的发展史,忠实的体现了我国传统文献编纂“辨章学术,考镜源流” 的最高要求,同时,兼具了“类书”与“丛书”的特点,也有着典籍文献与出土文献并重的优点。成功的编纂体例为《儒藏》的顺利推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首次推出的50部《儒藏》文献,仅为三藏中史部的三目,包括孔孟史志(四类14册),儒林碑传(六部13册)、历代学案(五部23册),总计已约有2600万字之多。由此可以推想,全书的完成将是一项多么巨大的文化工程,说它是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工程,一点也不过分。而初出的五十部书,既为验证前期编纂工作提供了客观的样本,也为《儒藏》的下一步编纂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从新出的50本书籍来看,川大《儒藏》的编纂工作是认真仔细的,是以传之后世的负责精神来进行的。每一部书不仅有专人校点,而且有专人审稿,校点人与审稿人的姓名都署于书中,这就促使校点者与审稿人都得切实的担负起各自的职责,在操作程序上起到保证书籍质量的作用。所以,这次推出的50部典籍,其校点的精确是值得肯定的,虽不能说没有误差,但是,可以说在出版界是误差最少的优秀出版物。希望在后一步的编纂工作中,将此制度化,始终不渝,以确保全部编纂工作的高质量、高水平。
  就编纂的成果而言,是具有极高的学术品位,可以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因为,新出版的50部书籍除了上述优点之外,在典籍的筛选与分序、小序、各书提要的撰写上都具有诸多值得称许之处。
  儒学在先秦是最有影响的显学,自汉武帝之后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学术,所以,儒家典籍与有关儒学的书籍浩如烟海。要为所列三藏二十四目选择出最有代表性的著作,是十分不容易的,不但需要广博的文史知识,更需要以相当学术修养为“内丹”的“识力”,即一般人所说的眼光。而出版的孔孟史志、儒林碑传、历代学案所选的典籍,都是极具代表性的名著,通过这些典籍我们可以对这三目所要表述的内容,有一个重点突出但又不失全面性的了解,表现了编纂者精到的学术眼光。这些资料首次为研究孔孟与儒学的历史传承、各时期的儒家不同学派提供了最为完备的资料。
  值得注意的是,其中收录了古籍所邱进之教授等人选辑的《孔子言行类纂》与李冬梅选辑的《孔子弟子资料类编》,前书选辑从先秦迄于唐朝五代的相关史料,分为论六经、论修身、论教育、论政治、论君臣、论民、博物、轶事、传奇、寓言、辑评诸类,类中又分立小类,全方位多层次的展现了孔子这位伟大圣哲。后一书以《论语》、《史记》、《家语》为主,兼采各书,既有古人的各种著述,也包括当今著名学者们的成果,于各书异说辨其疑信,所辑孔子弟子百人,为历代孔子弟子辑录最为完备之作。为研究孔子及其不同时代的孔子(梁启超说)、孔门思想及其儒学的发展与演变集中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替研究者免去了从各种古籍查找史料之劳,可补儒学史文献中这两个方面的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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