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蔡方鹿:承传道统 考辨源流——读《儒藏》史部·历代学案
蔡方鹿  来源:儒藏  2005-07-14
  最近,由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四川大学出版社隆重推出儒学文献的大型丛书——《儒藏》第一批50册,其中有23册是史部的《历代学案》(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年5月版)。内容包括唐晏撰《两汉三国学案》、黄宗羲、全祖望等撰《宋元学案》、冯云濠、王桎材撰《宋元学案补遗》、黄宗羲撰《明儒学案》和徐世昌等撰《清儒学案》。这五部学案共五百卷,1100多万字,基本上囊括了自汉以来的儒学发展的全史,体现了儒学精神的承传源流和儒学之道的传授。
  在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儒学是中国文化的基础和发展的主流,道统思想是儒学发展的重要体现。所谓道统,即指儒家圣人之道发展演变的系统,它包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发祥和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伟人、先哲和儒家圣贤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荀、董仲舒、王充、韩愈、程、朱、陆、王等所承传之道及道的精神、传道的统绪。孙中山先生便自称继承了儒学道统,并在革命斗争中加以提倡和发扬光大。1922在广西桂林,孙中山回答第三国际代表马林提问“先生革命之基础为何”时说:“中国有一个道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相继不绝。我的思想基础,就是这个道统,我的革命就是继承这个正统思想来发扬光大。”[2]学界泰斗、国学大师张岱年先生晚年盛赞儒学道统,直言“道统就是真理的传统。”[3]这个儒学道统,它确立了以儒学为主导、融合各家的中国文化发展的大传统,在它之中,确实包含着真理的成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
  儒学道统是通过儒学文献来传承,即以儒学文献作为文本和承载的工具,并通过心传来传播其精神。道之为道,载之于书,除载之于宋以前的“五经”和宋以来的“四书”、《易传》等外,其承传授受,一脉相承,便主要体现在历代的学案里。《历代学案》在《儒藏》里,属于史部。《儒藏》在全面调查研究现存儒学文献的基础上,根据儒学文献的具体情况,结合儒学研究的现代需要,将儒学文献分为“经”、“论”、“史”三大部类。“经部”收录以儒家经典原文及注解为核心的经学类著作;“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以儒学史为主题的历史类著作。其中“史部”所收分为《孔孟史志》、《历代学案》、《儒林碑传》等七类,而以《历代学案》体现了“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宗旨,而与中华道统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与“正史”上的《儒林传》、《道学传》,以及《先儒传》或《先贤传》相比,《历代学案》的优势体现在,“学案”是为重要学术流派及该派的学术大家立案,各案前有“序录”,叙述此派学术渊源、学术特点。其次是案主的“小传”,传后是案主的“语录”及重要学术观点的“摘要”。以下再根据与案主的关系,分列该流派中人的传记和语录。同时代的各个学术流派构成该时代的时代思潮,不同历史时期的时代思潮前后相承,共同构成整个儒学发展史。包括两汉经学思潮、魏晋儒道融合的玄学思潮、宋明理学思潮、明清实学思潮、清代朴学及今文学托古改制、变法维新思潮等。这比前者更为系统全面。通过《历代学案》的检索,可清晰地看到儒学发展史上思潮、流派、哲学家三者的相互关系,把儒学的个案、流派研究置于整个儒学发展的大背景下,以哲学家、思想家为点,以各时代思潮为面,以整个中国儒学发展史为线,通过点、面、线三者结合,在相互联系中,作纵横比较,全面、系统、深入地去研究儒家的理论构成、特征及其在中国儒学发展史上的地位。防止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脱离时代思潮和整个中国儒学的发展孤立地去研究具体的儒学家。即注意掌握每个时代的学术作为一代学术思潮,造就了一批儒学思想家,推动了儒学和学术思想的发展。思潮中涌现出在体现时代思潮本旨方面大致相同,而在其他一些方面有所不同(如具体的儒学、经学观点不同、对训诂考释的见解不同)的各个流派。这些流派在相互争鸣中又相互影响,由此促进了学术的繁荣和儒学的发展;各个儒学流派中又有一两个杰出的思想家为其理论代表。思潮造就了思想家,孕育了学术流派;而流派和思想家又反过来影响了思潮,体现为思潮。各学术大家及其学派就是思潮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和主要流派。所以应结合中国儒学思想发展史、各时代思潮和当时的不同学术流派来研究具体的哲学家及其思想。在这方面,《儒藏》的《历代学案》提供了很好的学术资料和著述,值得充分肯定。
  《儒藏》之《历代学案》的整理编纂者舒大刚、郭齐、杨世文诸教授及金生杨先生等还对入选的诸种学案均作有“提要”一篇,分述学案作者的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内容之梗概。然后再对各学案正文进行“标点”处理,并对其中的错误进行必要的“校勘”,写成《校记》,附于各卷之后。这对于读者阅读,提供了方便。需要指出的是,编纂者对各学案所写的“提要”,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体现了编纂者较深的研究能力和较高的学术素养。这为以往出版的《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和《两汉三国学案》所不及,体现了《儒藏》之《历代学案》的时代性和学术前沿性。
  《历代学案》对各个学案的“提要”除叙述学案作者的生平、著述之源流和内容之梗概外,还对该学案的学术倾向、主要贡献、特色,以及存在的缺点和不足之处加以评述,这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如指出《两汉三国学案》重视对两汉三国时期的经学流派及其传承、演变的考察和辨析。而在其考察和辨析之中,始终贯穿着尊鲁学、黜齐学,重今文、轻古文,重大义、轻训诂的学术倾向。认为作者唐晏着重表彰今文经学的“微言大义”,体现了借尊经以明道、“继孔孟之绪”的思想意图,他的这一倾向是与晚清今文经学复兴运动一脉相承的。
  又如在肯定《宋元学案》资料丰富和流派清晰的两大特色后,亦指出由于黄宗羲仅做了一些初步的工作,其他接续编修者均不具备黄宗羲那样的学识和眼界,因而该书在思想水平上远逊于《明儒学案》。这不仅表现在学派的归属和选材、剪裁不如后者那样得体,尤其表现在全书缺少后者那种画龙点睛式的精当评论。在编纂质量方面,该书也还存在比较粗疏的缺点。最突出的是节录编述群书原文时有不当,造成传记文意不属,甚至导致误解和史实错误等,这是其未善之处。
  编纂者在对《宋元学案补遗》所作的“提要”中,比较了《宋元学案》与《宋元学案补遗》之不同,指出《宋元学案补遗》所补内容,一是新增传主,二是增补《学案》已有传主的言行资料,三是补充标目。《补遗》所增大多是名不见经传的士人,这就大大扩展了《宋元学案》的收录范围。就史料而言,如果说《宋元学案》取其“精”,则《宋元学案补遗》在乎“全”,这或许就是该书最大的特色和价值所在。当然,《宋元学案补遗》也不仅仅以多取胜,一些重要的增补也时时可见。与此同时,编纂者也指出《宋元学案补遗》一书见者即录的作法历来遭到非议,存在“博而寡要”和“收录较滥”的缺点。但总的来讲,该书仍不失为一部有价值的学术史资料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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