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廖名春:为往圣继绝学 集儒史之大成——读四川大学编《儒藏》之首批成果
廖名春  来源:儒藏  2005-07-14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儒藏》的首批成果——史部50册,最近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作为一个古典文献和儒学的研究者,捧读之后,感慨系之。
  《儒藏》的编纂,目前已成学界的“热点”。但平心而论,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舒大刚教授。[2]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也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
      1997年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编纂《儒藏》,当年即获准列为校重点项目,1999年立为“国家211工程”重点学科建设项目,还陆续进行了商标注册、工商注册和网络实名保护等工作。这都是有案可查的。目今国内其它几家单位尚在坐而论道之际,他们又推出了精心编纂的《儒藏》首批成果——史部50册,说是先声夺人,应不为过。
  从已出版的史部50册《儒藏》来看,他们的工作可以说是不负众望、可圈可点、可钦可叹。
  目前我们的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转型时期的一大特点就是虚假的、靠不住的、名不副实的东西太多。比如《儒藏》的编纂,本来是一个古籍整理的工作,但我们京城里,偏偏就有一些从没做过古籍整理工作的人,在买空卖空,大肆折腾。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文化名人,不管是搞梵文的,还是搞道教、佛教的,都能搞《儒藏》。不仅自己一概通吃,还视为专利,不准别人搞。别人即使要搞,也只能挂在他们的名下。这样,一项严肃的学术工作,被我们这些文化名人当作时下的建筑工程,一而再,再而三,层层转包,结果最后落到了我们刚入学的硕士生手里。我本以为这是我们单位的特例,一问,其他单位也皆如此。这样整理出来的东西,谁能放心?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编纂的《儒藏》则不然。我们可以先看看史部的编纂人员。主编是舒大刚,副主编7名,刁忠民、王智勇、尹波、李文泽、吴洪泽、郭齐、杨世文,全都任职于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其中:舒大刚,主要从事宋代文献、儒学文献研究,发表论文60余篇,出版专著10余种。先后承担和完成《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元文学部》、《三苏全书》、“电子版《宋会要辑稿》”、《宋集珍本丛刊》等大型古籍整理项目。刁忠民,在《全宋文》工程中,承担任务最多,曾完成过《后村大全集》等大型文集的校点。王智勇,主要从事宋代皇帝诏令的收集整理,出版《南宋吴氏家族的兴亡》一书,从事《靖康要录笺注》、《历代学案》等研究课题。尹波,参加了《全宋文》的编辑,校点了500万字,主编了10册的《宋人年谱丛刊》等。李文泽,参加了《全宋文》的编纂,校点有700万字以上。其科研成果还有《梦溪笔谈全译》,《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宋文学部三、辽金文学部,《宋人年谱丛刊》、《宋代语言研究》等。吴洪泽,主要科研成果有《宋人年谱集目》、《宋编宋人年谱选刊》、《梦溪笔谈全译》(合著)、《中文索引编制系统》(合著)、《中华大典·宋辽金元文学分典》四(主编)、《宋人年谱丛刊》(全12册,第一主编)、《古籍整理学》(第二作者)、《旧五代史全译》(第三册)、《辽史全译》(列传部分)等。郭齐,主要科研成果有《朱熹新考》、《朱熹集》(全十册,校点,第一作者)、《朱熹诗词编年笺注》(上、下)、《朱熹传》等。杨世文,参加了《全宋文》的编纂工作,校点500万字。此外还编著或参加编著了《中国历代学案》(10卷)、《易学集成》(3卷)、《诸子集成新编》(10卷)、《诸子集成续编》(20卷)、《诸子集成补编》(10卷)等大型著作10余种,校点《张栻全集》100万字。
  从前13册《孔孟史志》来看,整个47部著作的提要都是杨世文撰写。校点者是王智勇、刘琳、吴洪泽、杨世文、刁忠民、郭齐、李文泽、尹波、舒大刚、王开队、邱进之、李冬梅,审稿的是郭齐、李文泽、刁忠民、刘琳、吴洪泽、邱进之、舒大刚。其中刘琳教授,主要著作有《四川郡县志》(校点,合作)、《华阳国志校注》、《四川古代史稿》(合作)、《三国志选译》、《全宋文》(第1—50册主编)、《现存宋人著述总录》(刘琳、沉治宏)、《黄庭坚全集》(共4册,第一主编)、《范仲淹全集》(共3册,第二主编)、《古籍整理学》等。王开队、邱进之、李冬梅也都属于四川大学古籍所。
  这样一支高素质的古籍整理研究者组成的专业队伍与非专业人士搭成的草台班子做出的工作,质量有所不同,应属必然。
  作为一部前无古人的中国儒学文献丛书的编纂,“发凡起例”至关重要。舒大刚教授经过长期研究,创造了独具特色的“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这是《儒藏》编纂最为高明之处。
   所谓“三藏”,即将儒学文献分为“经”、“论”、“史”三大部类。“经部”收录以儒家经典原文及注解为核心的经学类著作;“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内容的思想性著作;“史部”收录以儒学史为主题的历史类著作。这种以“经”、“论”、“史”为序的体系,既表现了各类儒学文献不同的价值,也反映出儒学发生、发展的历史。对传统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固然是一种突破,较之近年《孔子文化大全》经典、论著、史志、杂纂、艺文、述闻的一分为六,也更为扼要,更符合儒学文献的实际。比如四部中的“集部”著作,即使是儒者的别集,也大多内容庞杂,无相应部类可入。他们采取分类辑录的方式,对其中儒学理论资料、群经论述资料、儒学人物和儒学史资料,分别选编归入各部。具体而言,其经解、经论的篇什,收入“经藏”;其记儒学史或儒学人物的篇什,则入“史藏”;其论儒家理论的,则入“论藏”。这种处理方式,相当科学,非长年从事古籍整理,潜心研究古籍版本学、目录学而不能为。
  所谓“二十四目”,即“经藏”的元典(含唐石经和清石经)、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含三礼及总论)、春秋(含三传及总论)、孝经、四书(含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尔雅、群经、谶纬、出土文献(含简帛、石刻、敦煌遗书)等12目,“论藏”的儒家、性理、礼教、政治、杂论等5目,“史藏”的孔孟、学案、碑传、史传、年谱、别史、杂史等7目。其中的出土文献类从传统的金石类来,但范围更广,对掌握儒学研究的新材料,更为有用。编者称此“二十四目”“庶几可将儒学成果及其历史收揽无遗”,是不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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