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黄修明:八载辛劳铸巨制 典藏儒史炳千秋——四川大学古籍所《儒藏》首批成果评介
黄修明  来源:儒藏  2005-07-02
  多年前就获悉四川大学古籍所提出、“211工程”立项的旷世儒学文献整理《儒藏》编纂工程;近两年来,学界编纂《儒藏》呼声日炽,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于2003年年底先后宣布编纂《儒藏》,一时京华震动,海内瞩目,群贤建言献策,《儒藏》编纂获诸家学者首肯,在南北学人共同努力之下紧锣密鼓地进行。
      在海内外人士的热切关注与期待中,学界翘首企盼的《儒藏》首批成果“史部” 类编50册,于2005年5月由国内儒学文献整理的先行者——四川大学古籍所编纂问世。全书由舒大刚、张树骅担纲主编,由四川大学出版社出版。
     获悉这一消息,笔者借近邻之便,多次到川大古籍所,对《儒藏》首批“史部”著述先睹为快,跑马观花作了粗略浏览。
      《儒藏》果然气势非凡,首批成果“史部”50册虽仅为《儒藏》“史部”著录内容的一小部份,但其规模已达2566万余字之巨。50分册洋洋大观,均为精装16开本,全书气势恢宏,风格传统,装帧典雅古朴,印制精美,一经过目,即先声夺人,立即让人感受到这部超大型儒学文献丛书大气磅薄的旷世风采。
     综览全书,与前贤大型文献整理丛书相比,《儒藏》“史部”卓尔不群,具有如下几方面的突出特点。
      (一)体例创新,自成一家风范   举凡古之大著述大工程,无不首先明其宗旨,思其体例,建构系统,讲究类目,诚如唐代史家刘知几所云:“夫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之无法,则上下靡定;史之无例,则是非莫准”(《史通》内篇《序例》)。川大古籍所自1997年初提出了《儒藏》编纂工程之始,就把创建一套完整严密、实用合理的儒学文献分类著录体系,把建构一套科学的编纂体例方法,作为完成《儒藏》工程或保障《儒藏》编纂得以顺利进行的首要前提。在对儒学文献进行全面调查摸排的同时,古籍所同仁围绕《儒藏》的分类体例和编纂方法,进行了长期的探索和深入细致的思考。尤其是该所主持《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席专家——也是二十世纪《儒藏》编纂工程的首倡者舒大刚教授,积长年潜心研究儒学文献及古籍版本学、目录学之功力,先后撰成刊发《谈谈儒藏的编纂分类问题》(载《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4期)、《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载《国际儒学研究》第十三辑,成都时代出版社2004年)以及《儒藏‘史部’编纂之构想》(“纪念孔子诞辰2555周年及同际儒学研讨会”交流论文、国际儒学联合会网站发表、四川大学《儒藏通讯》第五期转载,2004年)等文篇,率先对儒学文献的著录分类和编纂体例,提出了自己慎密深思、严谨独特的“三藏二十四目”创新体系。首批《儒藏》“史部”类编50册著述问世,就是这一创新分类编纂体系的实践成果。
     所谓“三藏二十四目”,就是采用三分法,将儒学文献分类归入儒经、儒论、儒史三藏即三大部类;每一部类之下,按本部现存文献实际分门别录,细分若干小类子目,合“三藏”共计“二十四目”。其中,经藏(即经部)收录以经书为主体的经注、经解和经说著作系列,论藏(即论部)收录以儒学理论为主体的儒家理论、礼教、政论等著作系列,史藏(即史部)收录以儒学历史为内容的人物、流派、制度等史料著作系列。“三藏二十四目”以儒学为核心,以儒经、儒论、儒史为基本框架,既可统摄囊括所有儒学著述文献史料,又能反映儒学发生发展之历史全貌,是为一种全新的儒学文献著录体系。翻检浏览《儒藏》“史部”50册首批成果,我们不难发现,“三藏二十四目”这一编纂体例在付诸实践例证的检验中,的确达到了类例分明、著录有序、重点突出、源流明晰的最佳效果。
     “三藏二十四目”付诸实践的《儒藏》“史部”编纂体例,不仅彻底打破传统四部即经、史、子、集文献分类框架,而且彻底摆脱旧志“史部”如《隋书·经籍志》“史部”类目之正史、古史、杂史、起居注、职官、杂传等分类成例,突破传统修史“编年”、“纪传表志” 一类成规旧矩的束缚,其编纂方法最具特色的创新之处,是根据各专题儒学文献著录的实用需要,自创出一套“丛书与类书相结合” 的全新编纂体例。例如,《儒藏》“史部”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清儒学案》等整部著作完整收录于其专题类编“历代学案”之中,对此类整部收录的著作来说,《儒藏》是一部大型的“儒学丛书”。而《儒藏》“史部”中的“儒林碑传”类编,则是从各类史志、文集、总集、金石文类等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将散见的、局部的材料一一辑录汇总而成;就此类辑录新编、类聚而成的专题文献资料汇编而言,《儒藏》“史部”又兼有专题“儒学类书”性质。概言之,“丛书”与“类书”互补,融“专题丛书”与“专题类书”为一体,构成了《儒藏》“史部”自成体系,科学合理且使用方便的创造性编纂体例。 
     新的体例必然导致新的排版编辑方式。《儒藏》“史部”50册的编纂,根据著录文献的具体情况,一方面采用了“校点” 加“影印”的方式,在复印件上进行标点处理,然后扫描制版,尽量减少重新录入带来的错误。但另一方面,根据内容辑录编纂的必须,尤其是零星载记或单篇文献汇集在编排组版上的实际需要,《儒藏》“史部”在版式上大胆“打破原书”作新式编辑,进行仿古排版。如设计标准版式、版框和书眉,对原书中缝、页码作统一处理以及采用统一的仿古字体等等。从首批“史部”50册总的编辑情况看,“影印”扫描自不待说,原汁原味保留了古籍图书本真原貌,凸现出古籍版本原生状态的阅读审美享受;而“新式编辑”的重新排版组版,由于处理得当,编排合理以及采用统一的仿古版式及仿古字体,同样给人以古色古香,传统素雅的古朴书卷气息。
     类目分明,体系完整,是《儒藏》“史部”首批成果在编纂体例上展示呈现给我们的另一重大特色。尽管在“三藏二十四目”的全部内容中,此次问世的《儒藏》成果仅占“一藏三目”,即为“史部”大类中的三个子目,但从中我们完全可以看到《儒藏》全书气势磅薄的整体框架及类目分明、构思慎密的完整体系。在“史部”类目中,不同主题或不同内容的文献史料各有类编专题所属,分别按不同专题的学术发展脉络编排类聚,汇集成册;而同类之下,又遵循“分别部居,不相杂厕”的原则,将不同次级主题的文献相对集中,在类下又形成若干小型子目专题内容。如《儒藏》“孔孟史志”编,所收文献不再粹纯按作者年代编排,而是以类统书,将孔子、孔门弟子、孟子、孔庙礼乐等书分别集中编录,使之类别分明、眉目有序,为读者“即类求书,因书就学”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此外,《儒藏》“史部”编纂者们在体例上的完善建构和慎密深思,还通过若干细节编例的安排设置得以充分凸现。如在每部、类首册冠以“儒藏分类目录”昭示全书整体框架及标示本部、类所处位置;在各类首册列该类“收书目录”以明本类全貌;在每部、类之前分别冠以《总序》、《分序》、《小序》文篇,以阐明儒家学术的源流正变及各门儒学文献的渊源历史等等,形成了《儒藏》全书庞而有序,慎密完善,系统严谨的完整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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