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儒藏》学术报告会综述
舒星 整理  来源:儒藏  2007-05-28
  2007年5月18日晚7点,在文华活动中心二楼报告厅,我校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和学生工作部共同主办了两场连堂学术报告会。主讲人分别为吉林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省周易学会会长陈恩林博士和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楚天学者”计划特聘专家廖名春博士。
  陈恩林教授演讲的题目为《〈周易〉的社会和谐思想》。陈教授对《周易》中的社会和谐思想做了细致而深入的分析。他首先指出《周易》原书与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周易》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卜筮之书,应属术书类;而后者结合了儒家精神的阐释,从而得以成为“经”。因此,儒家的《周易》,是经、传结合的《周易》。“和谐”原指音乐,即八音协调;后《尚书》已经当作“政通人和”讲,“社会和谐”也就是“政通人和”。《周易》虽未明确提及“和谐”二字,但其思想已经根植其中,因为《周易》的精神是“和合”。“和合”讲的是整个自然界的阴阳平衡,人类社会是自然界进化的产物,万物皆有阴阳,人类也不例外,因而“和合”也包括了人类社会的和谐。《周易》将阴阳二气视作万物之源,体现在人类社会上就是阴阳和谐。自然界的天尊地卑,就决定了人类社会的君尊臣卑;同时,人的伦理和天性也由自然界决定。陈教授提出,天人合一的思想是社会和谐的理论基础;阴阳和谐是它的本体。社会和谐是一种理论思想,这个思想的实现需要许多条件的保证:圣人君子在位是首要条件,社会财富是物质保证,古代等级社会的和谐更需要礼仪、刑罚、制度的制度保证,道德修养是其必要条件,而其实现途经则是家庭和谐、国家和谐。于是,才有了诸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等等训示守则和一切保证等级制度的礼仪刑罚规则。从陈教授的讲座可以看出,社会和谐是我国传统的政治思想,并且它的产生由来已久。虽然现下的社会性质已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是,从人类社会的本质看来,任何时期的社会和谐都有着某种共同点,而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儒家经典《周易》的社会和谐思想,对于当代的和谐社会的构建也应当具有相当的指导意义。   
  廖名春教授在陈教授之后作了题为《近代疑古思潮反思》的发言。廖教授是国内第一位提出顾颉刚发起“古史辨运动”系受日本反华汉学家白鸟库吉等影响的学者。观点一经发表便如一道惊雷震惊学界。无论研究中国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或者古代史,都离不开史料,有什么样的史料就有什么样的思想史、哲学史、文学史和古代史。疑古学派的一个工作就是将构成中国古史的材料进行重新整理,曾经对20世纪中国史研究产生过巨大的影响。但是70年代以后陆续出现的许多考古证物,都对疑古派的理论产生了多次冲击。上世纪20、30年代以来上古史研究主要有四大派,信古派、疑古派、重建派和互证派。以顾颉刚为领袖的疑古学派认为许多上古遗留的传世文献都不可靠,不能作为研究上古史的依据,因此,它们所记载的上古史也都值得怀疑,从而提出“东周以上无古史”、“大禹是虫”的论断。重建派在疑古派的基础上,傅斯年认为,要依靠地下出土的材料来重建中国上古史。而以王国维为代表的互证派则认为对上古史的研究应当建立在出土文物、文献与传世文献互证的基础之上。廖教授通过对后三派的对比,认为最有活力的应是王国维的互证派,同时运用了出土和传世文献,比较客观和科学。而疑古派运用的研究方法是减法,运用出土材料否认传世文献,以至出现“东周以上无古史”的论断,致使先秦研究进入一个死胡同。只要正确研究分析和运用出土材料,就应当可以看见,许多被疑古派认定为伪书的传世文献其实都是具有相当价值的材料。同时,廖教授还指出古史辨运动的产生有其特定的语境,其来源是从日本,顾颉刚必定有其了解日本汉学思想的途径(顾向陈垣提供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抄袭日本东京大学教授《支那古文学概论讲话》的消息可以旁证),而疑古派的另一位领袖人物钱玄同则亲自到日本留学,并改名为“疑古玄同”。当时国外某些汉学家出于某种不言而喻的用心,企图通过各种荒谬的论断将中国古史予以粉碎和瓦解,而国内那些病急乱投医地向西方和日本寻求救国图强之道的学者就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却不料此举却瓦解粉碎了列强用枪炮都无法摧毁的东西。而且,从日本自身的发展亦可以断言,疑古思潮是带有明显的殖民色彩的。诚如廖教授最后指出的,在中国日益发达富强的今天,疑古思想已快要走到它的尽头了。
  报告会最后,陈、廖二教授又对同学们的提问做了耐心解答。同时,古籍所舒大刚教授亦做了精彩点评。报告会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缓缓落下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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