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四川大学《儒藏》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综述
舒星  来源:儒藏  2005-08-16
  经过八年的认真准备和艰苦努力,《儒藏》首批成果终于在四川大学问世!首批出版的50册系儒学史料的首次收集和整理,字数达2600余万,被学人喻为“千古儒学第一藏”。它的出版结束了儒学自古无“藏”的历史,2500余年的儒学文献进入了系统汇集、编录和整理出版的阶段。“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有”自此终成为历史的浩叹。
  儒学是中国数千年传统文化的主干,《儒藏》的修纂将为中国文化树立一面不朽的旗帜;儒家思想是传统中国的主流思想,《儒藏》的编成也将为中华民族筑就一道巍峨的精神长城。《儒藏》自5月份正式出版以来,逐渐引起海内外学人的极大关注,互联网络、报纸杂志等媒介陆续出现相关报道和评论。8月5日,四川大学在京举行了“《儒藏》首发式及学术研讨会”,将《儒藏》展现在广大学人面前,正式向学术界、文化界和舆论界介绍了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来自美国、巴西、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和澳门的专家学者以及在京40余家媒体记者100余人参加了会议,会议收到《儒藏》专题论文10余篇。四川大学校长谢和平院士、中国孔子基金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张树骅作了讲话,清华大学教授李学勤先生、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立文先生作了主题发言,著名学者蒙培元、钱逊、钟肇鹏、刘示范、曾枣庄、郭齐家、罗志田、龚鹏程、李申、郑万耕、廖名春、刘宗贤、单纯、王中江、颜炳罡、蔡德贵、张希峰、邓立光等先生出席了会议。会后,《光明日报》(8月6日)、《北京青年报》(8月7日)、《新京报》(8月6日)、《京华时报》(8月6日)、《北京娱乐信报》(8月8日)、《竞报》(8月8日)、《北京晨报》(8月8日)、《人民日报》(8月8日,按《海外版》于5月11日已有报道)、《中国文化报》(8月9日)、《北京日报》(8月9日)、《科技日报》(8月9日)、《华声报》(8月8日)、山东《大众日报》(8月6日)、哈尔滨《新晚报》(8月8日)、《四川日报》(8月10日)、《天府早报》(8月10日)、《深圳特区报》(8月9日)、河南《汴梁晚报》(8月9日)、福建《福州晚报》(8月9日)以及人民网、新华网、新浪网、搜狐网、中华读书网、中国经济网、网易、桂林新闻网等众多媒体相继对川大《儒藏》作了报道。现将学界的有关评价综述如下:
  自从孔子删订六籍而成《六经》,唐代整齐南北注疏而成《九经正义》,宋代汇集历代传注形成《十三经注疏》以后,历代学人都希望将儒家著作汇集成大型丛书,以便保存和阅读。但却一直未编成像佛教《大藏经》、道教《道藏》那样有规模的“藏”书。明万历年间孙羽侯、曹学佺先后提议编纂《儒藏》,清乾隆时期山东学人周永年、刘音等再申“儒藏说”,将《儒藏》喻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宇宙间一大功德”(《儒藏说》)!但由于种种原因,《儒藏》在整个中国古代却都未编成。20世纪90年代初,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在初步完成《全宋文》(一亿字)的编纂后,以舒大刚、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为代表的川大学人以一种“替天地存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并于1997年立为四川大学重点课题,后来相继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规划。他们历时八个年头近3000个日夜,而今终于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对此,学术界和舆论界都给予一致肯定。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以《为往圣继绝学,集儒史之大成》、四川师范大学教授黄修明以《八年辛劳铸巨制,典藏儒史炳千秋》为题,撰写了热清洋溢的评论文章。李学勤在《儒藏》首发式上说:“川大编纂出版的这套《儒藏》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是今后在整个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一努力)是不会在历史上被抹杀掉的。”张立文教授也在发言中称赞:“四川大学以舒大刚教授为主编的《儒藏》的出版,这是儒学史的盛事,是中华文化史的大事,也是学术史上的喜事。”
  《儒藏》编纂不仅仅是儒学文献的简单汇录和影印,同时也是系统的学术思考和科学研究。《儒藏》编者力图根据儒学体系和儒学文献的具体实际,构建《儒藏》自身的文献大厦,他们先后发表《谈谈〈儒藏〉的编纂分类问题》(《四川大学学报》2004年第三期)、《〈儒藏〉编纂之分类体系初探》(《国际儒学研究》第10辑)、《〈儒藏〉“史部”编纂之基本构想》(国际儒联编《儒学与当代文明》第二册)等论文,提出“三藏二十四目”的编纂方法,创建了儒学自己的文献著录体系。所谓“三藏”即是“儒经”、“儒论”、“儒史”三大部分,分别著录儒家的经典及其注释文献、儒学诸子即理论文献、儒学历史文献等。每类下再分子目共24类,按类著录各种资料。这一方法得到同是大力倡修《儒藏》的张立文教授的称赞:“我认为四川大学的《儒藏》编纂体例比较合理。四川大学按‘经、论、史’三藏二十四目,反映了儒学的发生发展状况。”钟肇鹏、黄修明、廖名春、黄开国、陈恩林等先生也给予了相当高的评价。钟肇鹏先生认为“川大古籍所编纂的《儒藏》分为‘经、论、史’三藏是可以的”(钟肇鹏:《略谈〈儒藏〉的编纂》);黄修明先生说他们“体例创新,自成一家风范”(黄修明:八年辛劳铸巨制 典藏儒史炳千秋);廖名春先生则言“创造了独具特色的著录体系,这是《儒藏》编纂最为高明之处”(廖名春:为往圣继绝学,集儒史之大成)。黄开国先生亦指出他们“既充分吸收前贤文献编纂体例的优点,又有当代学者的学术眼光”,“突破了‘四库’分类法”,“可以较好的从横向反映儒学的全貌,也可以从纵的方面反映儒学的发展史”(黄开国:《前无古人的宏大文化工程》);陈恩林先生也说《儒藏》编纂“充分显示了川大古籍所令人敬佩的超人学术见识与不凡的学术气魄”(陈恩林:《见高识远,气魄不凡》)。
  《儒藏》还禀承目录学“辨彰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继承和发扬了西汉刘向、刘歆父子《七略》《别录》、清乾隆《四库全书总目》等优秀目录书的“叙录体”方法,在《儒藏》相关部类设有《总序》、《分序》和《小序》,在所收各书前撰有《提要》,对儒学及其文献的源流、演变,所收各书的内容和优劣,都进行了简明介绍。对此,评论诸家普遍认为,不仅在体例上“形成了《儒藏》全书庞而有序,慎密完善,系统严谨的完整体系”(黄修明文),而且所撰各序和提要在学术上也具有“普及性和相当的学术前沿性”(廖名春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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