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蜀学振兴,路在何方?
——两岸晚清“蜀学”座谈会及遗迹考察侧记
舒星  来源:儒藏  2006-08-06
      2006年7月28日至8月3日,由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著名学者林庆彰、蒋秋华两位教授带领的晚清蜀学考察团在川进行了为期一周的考察访问。考察期间,正在致力于《儒藏》编纂的四川大学古籍所作为东道主,邀请相关专业的学人和晚清蜀学先贤的哲嗣,成功举行了一次名为“两岸晚清蜀学座谈会”的学术交流活动。会议持续两天,期间,海峡两岸学人就“晚清蜀学”这一主题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探索和讨论。
      中研院文哲所是专门研究传统思想文化的学术机构,以中国儒学与文学研究为职志,十余年来,成果斐然,引人瞩目。近年又实施了“晚清经学研究计划”,此次考察即是执行其计划中的“四川经学研究”内容。以林先生、蒋先生为代表的16位台湾、香港等地学人,对晚清四川经学的成就和贡献进行了系统调查和研究,对四川经学的各个领域以及著名经学家廖平、蜀学“经世致用”精神等,进行了深入研究。
      这一切并不是学者一时心血来潮的特立独行之举。以成都为文化中心的四川,自古就是巴蜀文化的中心地带。除去远古文明三星堆和金沙遗迹,单是史籍中诸如司马相如、严君平、扬雄、陈寿、李白、“三苏”、杨慎……这一串串如雷贯耳的名字,就足让蜀文化在光辉灿烂的华夏文明的诸多领域熠熠生辉。
      四川自西汉文翁兴学以来,就有“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其学比于齐鲁”的学术盛况;在两汉,四川成都是全国文化最为发达、产生文献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四大区会”(即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之一(参“华夏经纬”网);到宋代,吕陶有“蜀学之盛,冠天下而垂无穷”的赞誉,足以证明蜀学的昔日辉煌。只是因南宋末年与明朝末年的频繁战乱,蜀学才逐渐衰落。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川按察使刘德芳重建锦江书院,光绪初(1875)四川学政张之洞创立尊经书院,不仅扭转蜀中专务时文的风气,也为昌明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奠下雄厚的基础,更为天下培植许多优秀人才。
      如果说四川学者对于蜀学的热衷和研究还可以说是由于他们与生俱来的乡土情结的话,但此次台湾学人拟定专题对蜀地经学予以研究、并不辞辛劳地实地考察,这就不能不从“蜀学”本身所具有的重要学术魅力来考察了。蜀学作为四川地区历代学人的智慧结晶,不容置疑地应是中华国学不可或缺的一分子。

      一、蜀学之盛冠天下
      要研究蜀学,首先需要了解“蜀学”的定义。广大学者针对这个概念曾进行过多次热烈讨论,基本达成了这样一个共识:“蜀学”有狭义、广义之分。广义“蜀学”则包括蜀中学人的一切学术。20世纪前期,西蜀学者刘咸炘(1896-1932年)撰《蜀学论》,认为自周秦以来,源远流长的蜀学主要表现在易学、史学、文学三个方面,其特征可用“文史见长”和“崇实不虚”两点来概括。狭义“蜀学”一般指蜀中学者的“经学”(或儒学),蒙文通先生的《议蜀学》则是从这个狭义的角度论述清代蜀学。同时,这也是本次座谈会以及台湾学者访问四川的主旨所在。
      本次座谈会上,与会专家对蜀学在历史上的三次高潮进行了回顾:
      首先是两汉时期。文翁兴学于蜀,儒学在蜀地得到广泛传播,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当地根深蒂固的“蛮夷”之风。从此蜀地人才济济,文章大雅,不亚中原。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莫如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家”中的三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他们不仅仅是汉赋大家,更是学有专精的经学家。
      其次是两宋时期。在文学上,唐宋八大家的席位蜀人独得其三(苏洵、苏轼、苏辙);史学上,有“隋前存书有二,唐后莫隆于蜀”的说法;经学方面,更有程颐“《易》学在蜀”的感叹。经过上千年积淀,蜀地学人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学术流派,以“三苏”父子为代表的“蜀学”,终与二程“洛学”(即理学)和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共同构成当时中国学术的三大主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第三次高潮即是晚清时期。蜀地虽地处偏僻的西南,但因尊经书院创办,有张之洞为之倡,王闿运为之师,促成了蜀学与江浙、湖湘的学术交流与融合,得以蓬勃发展。其时蜀学的重要特征是摒弃陈腐的“八股”时文,反对空疏繁琐的学风、文风,注重对中国儒家经典的传习和研究。同时,由于晚清动荡多变的时局,“通经致用”、“中体西用”也成为晚清蜀学的突出表现。
      此期的蜀地学者发扬清学传统——“以复古求解放”,将清代学人达到的最高点-东汉“许郑之学”成功地向前推进到西汉“今古文学”(廖平),乃至回溯至先秦“诸子之学”(蒙文通),最终实现了传统学术的彻底解放。同时也使“蜀学”得以与“湘学”共同成为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学术的重心,构成中国经学的新阶段和新形态。因此钱基博在上个世纪中叶就说:“五十年来学风之变,其机发自湘之王闿运,由湘而蜀(廖氏),由蜀而粤(康有为、梁启超),而皖(胡适、陈独秀),以汇合于蜀(吴虞)。”当代学人李学勤也认为:“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学术发展的重心,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自此,蜀学无异于国学的“正统”或“正宗”的地位。这也是此次台湾学人以专经研究的方式对晚清蜀学加以梳理的缘由。

      二、巴蜀经学垂无穷
      就前文所说狭义“蜀学”,亦即蜀中经学而言,巴蜀学者的贡献在学术史上早已是有口皆碑。大致说来,古代巴蜀以“易学”取胜,如汉之赵宾、扬雄,晋之蜀才范长生,唐之李鼎祚,宋之“三苏”和明之来知德等,故程颐有“易学在蜀”的感叹;而晚清以来,蜀地经学则在于“春秋”和“三礼”,无论是刘师培对廖平“长于礼制,善说《春秋》”的赞誉,还是吴之英、宋育仁在《仪礼》、《周礼》等领域的杰出表现,都实实在在地证明了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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