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儒藏》兴蜀三题
刘延刚 伍松乔  来源:儒藏  2005-12-09
刘延刚(绵阳师范学院政法系 621000) 伍松乔(四川日报社610075)

      摘要:四川大学《儒藏》编纂在全国率先开花结果,圆了国人几百年悬而未圆的好梦,其价值和意义非同凡响,这是当代四川人的骄傲;千古儒学第一“藏”兴于川人之手,自有其文化的道脉所在,这是数千年来博大沉雄而生生不息的灿烂蜀学历史发展的逻辑结果,是当代学人“存天地之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担当的成就体现,以此为契机,作当代的文翁,打造四川文化大省的学术品牌,川人义不容辞。
      关键词:儒藏 ;蜀学;文化品牌

      2005年8月5日,北京中苑宾馆,由四川大学举办的《儒藏》首批成果50册的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此隆重举行,鸿儒硕彦,群贤云集,来自美国、巴西、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以及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等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四川大学最早编出的这部大型儒学文献被称为“千古儒学第一藏”,40多家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影响轰动中外,有权威学者称“《儒藏》出版的意义和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1],那么川大《儒藏》的出版其意义和价值何在?为什么这么重要的文化工程会让四川人最早得手?围绕这一重大文化工程我们应该做些什么呢?

      川人的骄傲:千古《儒藏》兴于蜀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释三家鼎立而又相互为用的东方文明系统,其中儒家文化的参天大树尤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就学术话语的表现形态来看,三家中无论哪一家,经学都是其学术传承和发展的最根本载体。[2]因而编纂自家学说的大型文献是各家文化的“卫道”之士都要考量的重大问题。令人遗憾的是,以“藏”的形式集纳几乎所有自家学说的书籍,佛、道两家却走在了儒学的前面。佛教在隋以后就有了《大藏经》,唐时道教也有了《开元道藏》,并在其后有历代的多次修补,《大藏经》还有汉文、藏文、蒙文、日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的版本。而儒学一直以来就没有一部规模相称的《儒藏》。“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3] 400多年前的明末大儒曹学佺就曾扼腕浩叹。
      其实历史上的儒学大家们并不是不重视儒学丛书的编纂, 自从孔子删订六籍而成《六经》,唐代整齐南北注疏而成《九经正义》,宋代汇集历代传注形成《十三经注疏》以后,历代学人都希望将儒家著作汇集成大型丛书,以便保存和阅读。但却一直未编成像佛教《大藏经》、道教《道藏》那样有规模的“藏”书。明万历年间湖湘学人孙羽侯“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笔者按:指元朝),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概括《十三经》疏义,订覈收采,号曰《儒藏》。”[4]成为编纂《儒藏》的第一位设想者,之后与孙同时代的福建人曹学佺和清乾隆时期山东学人周永年、刘音等再申“儒藏说”,将《儒藏》喻为“艺林中第一要事”、“宇宙间一大功德”这直接促成了另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的产生。但《四库全书》修完之时,已无力再修工程浩大的《儒藏》了。由于种种原因,《儒藏》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未编成。这个注定要彪炳千秋的文化梦想,悬置了400多年,历史的重担落在了当今学人的肩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德阳国际儒学会议上,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就提出了编修《儒藏》的倡议,在他的带动下,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一班川大学人以一种“替天地存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并于1997年立为四川大学重点课题,后来相继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规划。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受到了川大人的启发,时隔五年之后,2002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也相继提出编纂《儒藏》,于是围绕《儒藏》的编纂立项问题,中国的几所著名高校来了一个“三国之争”。2003年8月,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课题。在其举行的招标过程中,据业内人士介绍,北京大学因为名教授的出马和一掷千金的实力而一举夺标,汤一介教授等一批领衔的北大学者成为了《儒藏》编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北大广求盟友,希望全国其他一些高校加盟其《儒藏》编纂,而由于种种原因,“三国之争”依然存在。就在北京的两所高校大造舆论之时,最早倡编《儒藏》的川大埋头苦干,八年磨一剑,一下就亮出了首批《儒藏》史部50册,这第一部《儒藏》打破了传统儒学文献“经、史、子、集”的编纂体例,以“经、论、史”“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集纳历代儒学文献,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特点。 蓦然回首,北京的学者们不免惊喜而又遗憾地发现,在《儒藏》的编纂问题上四川人已经抢先一步了。于是北大把先期精力放在编纂《儒藏精华》本上,而人大则拟编《海外儒藏》。
      超前一步,占尽风流,一向默默无闻,不事炒作的四川大学因为《儒藏》的编纂而名声大振。专家学者对川大的《儒藏》编纂好评如潮。著名历史学家、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国务院学科评议历史组组长、现清华大学汉学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在《儒藏》首发式上说:“川大编纂出版的这套《儒藏》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是今后在整个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这一努力是不会在历史上被抹杀掉的。”[5]中国哲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也在发言中称赞: “ 四川大学以舒大刚教授为主编的《儒藏》的出版,这是儒学史的盛事,是中华文化史的大事,也是学术史上的喜事。明清以来,多位学者倡议编纂《儒藏》而没有实现,今天在四川大学古籍所诸多教授的努力下,四川大学领导和中国孔子基金会的支持下,中国人近500年来的愿望终于实现了,这是中国人、儒学文化圈的人,以及世界人民的喜事。”[6]清华大学教授廖名春以《为往圣继绝学,集儒史之大成》为题发表评论说:“《儒藏》的编纂,目前已成学界的‘热点’。但平心而论,这几年最早提出《儒藏》编纂构想的,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所长舒大刚教授。在现今已有的种种《儒藏》的编纂体例中,最早成型、最为系统、最成熟而且也最为切实可行的,也是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方案。从目前所做的工作来看,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7] 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教授、黄修明教授和杭州师范学院的黄开国研究员也纷纷撰文给以川大版《儒藏》极高的学术评价。认为这是功在当代,泽及后世的文化工程,其意义和价值非同小可,《儒藏》的出版是川人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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