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四川日报:川人骄傲 千古《儒藏》兴于蜀(图文)
刘延刚 伍松乔/文 欧阳杰/图  来源:四川日报 2005年12月16日 05版  2005-12-16

 
  2005年8月5日,北京中苑宾馆,《儒藏》首批成果50册的首发式暨学术研讨会在此隆重举行。鸿儒硕彦,群贤云集,来自美国、巴西、日本、韩国、越南等国家以及台湾、香港、澳门地区的100余位专家学者与会。四川大学最早编出的这部大型儒学文献被称为“千古儒学第一藏”,40多家新闻媒体发布消息,影响轰动中外,有权威学者称:“《儒藏》出版的意义和价值,怎样评价都不为过”。
  圆梦:千古儒学第一藏

  中国传统文化是以儒、道、释三家鼎立而又相互为用的东方文明系统,其中儒家文化的参天大树尤以其博大精深的体系而成为中华文化的核心和主干。三家中无论哪一家,经学都是其学术传承和发展的最根本载体,编纂自家学说的大型文献是各家文化的“卫道”之士都要考量的重大问题。佛教在隋以后就有了《大藏经》,唐时道教也有了《开元道藏》,《大藏经》还有汉文、藏文、蒙文、日文、巴利文等多种文字版本。而儒学一直以来就没有一部规模相称的《儒藏》。“二氏有藏,吾儒何独无?”400多年前的明末大儒曹学佺就曾扼腕浩叹。明万历年间湖湘学人孙羽侯“尝欲总史传,聚往略,起唐虞以来至胜国,效迁史体,为纪传之书;而因以概括《十三经》疏义,订覈收采,号曰《儒藏》。”成为编纂《儒藏》的第一位设想者。之后,与孙同时代的福建人曹学佺和清乾隆时期山东学人周永年、刘音等再申“儒藏说”,直接促成了另外一部巨著《四库全书》的产生。但《四库全书》修完之时,已无力再修工程浩大的《儒藏》了。
  由于种种原因,《儒藏》在整个中国古代都未编成。这个注定要彪炳千秋的文化梦想,悬置了400多年,历史的重担落在了当今学人的肩上。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德阳国际儒学会议上,四川大学舒大刚教授就提出了编修《儒藏》的倡议,在他的带动下,郭齐、李文泽、刁忠民、杨世文、吴洪泽、尹波等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一班川大学人以一种“替天地存正论”、“为往圣继绝学”的使命感,提出了《儒藏》编纂的设想,并于1997年立为四川大学
  重点课题,后来相继列入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规划。不知是“英雄所见略同”还是受到了川大人的启发,时隔5年之后,2002年北京大学和人民大学也相继提出编纂《儒藏》,于是围绕《儒藏》的编纂立项问题,中国的几所著名高校来了一个“三国之争”。2003年8月,教育部将“《儒藏》编纂与研究”列入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2003年度课题。在其举行的招标过程中,据业内人士介绍,北京大学因为名教授的出马和一掷千金的实力而一举夺标,汤一介教授等一批领衔的北大学者成为了北京《儒藏》编纂的组织者和实施者。就在北京的两所高校大造舆论之时,最早倡编《儒藏》的川大埋头苦干,八年磨一剑,一下就亮出了首批《儒藏》史部50册,这第一部《儒藏》打破了传统儒学文献“经、史、子、集”的编纂体例,以“经、论、史”“三藏二十四目”的著录体系集纳历代儒学文献,更具科学性和时代特点。蓦然回首,北京的学者们不免惊喜而又遗憾地发现,在《儒藏》的编纂上四川人已经抢先一步了。于是北大、人大收缩精力,另作它图。
  超前一步,占尽风流,一向默默无闻、不事炒作的四川大学因为《儒藏》的编纂而名声大震。专家学者对川大的《儒藏》编纂好评如潮。著名历史学家、原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所长、国务院学科评议历史组组长、现清华大学汉学所所长李学勤先生在《儒藏》首发式上说:“川大编纂出版的这套《儒藏》是近年来学术界的一大盛事,是今后在整个文化学术发展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事情。”中国哲学研究的权威学者、人民大学的张立文教授、清华大学廖名春教授、四川师范大学的蔡方鹿教授、黄修明教授和杭州师范学院的黄开国研究员也纷纷发言、撰文给以川大版《儒藏》极高的学术评价,认为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的工作不但做得最早,而且也做得最好,功在当代,泽及后世,其意义和价值非同小可,《儒藏》的出版是川人的骄傲。

  寻根:蜀学自古比齐鲁

  四川大学首编《儒藏》尽得风气之先,看似偶然,其实客观地讲,这是蜀中学术历史发展的一种逻辑结果。追溯历史不难发现,四川自古就是一个薪火相传、道脉不断的国学重地。早在西汉时期“文翁兴石室”就奠定了蜀学在全国的地位,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所地方政府兴办的官办学校,其办学的成功经验,被汉武帝推向全国,“蜀学之盛,比于齐鲁”。西汉时,名冠天下的“汉赋四大家”有三大家在四川,司马相如、王褒、扬雄,皆是蜀人;两汉时期全国文化最发达、所出书籍和博士、教授、公卿等人才最多的地区是齐鲁梁宋地区、关中平原、成都平原和东南吴会四大地区,巴蜀是其中之一。唐代文学的双子星座李白、杜甫都是蜀文化熏陶出来的文化巨人。北宋三大学派洛学、新学、蜀学三家鼎立。南宋时绵竹人张南轩是与朱熹齐名的一代理学宗师。经学的发展,以汉学、宋学、朴学为代表,四川代不乏人。特别是清以后,据李学勤先生的研究,北京动荡不已,上海经济文化发达反而不注重传统学术,近代学术的中心落在了湖南和四川,湘学和蜀学成为了国学研究的重心。四川大学的前身就是建于康熙四十三年(公元1704年)的锦江书院和建于光绪元年(公元1875年)的尊经书院。这两所书院都以“通经学古”为宗旨,尤其是尊经书院,以研究儒家典籍为己任,培养了一大批在中国近代史上卓有建树的学者和政治人物。近代四川学术有廖、唐、蒙、萧四大家族之说,著名经学大师廖季平,现代新儒家大师、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唐君毅,国学大师、四川大学教授蒙文通,著名哲学史家、武汉大学教授萧萐父,都是蜀学四大家族的耕读传家之人。尊经书院以实学经学儒学为主,四川近代人物都受其学术影响。这种研究国学的兴趣在川大一脉相承,徐中舒、缪钺、冯汉骥、任乃强、杨明照、向楚等大师不断涌现,川大古籍所1983年建立,当时全国18个研究所真正像川大一样研究传统学术的并不多见。单从儒学来讲,客观地说,四川一直就是儒学研究的重要中心,开启宋明理学的先驱人物陈抟就是四川安岳人,湖湘学派也受蜀学影响,因为其开山者张南轩就是宋代蜀人,而较早提出编纂《儒藏》并提出具体编排规划的曹学佺也与四川有极大关系,他中进士后首先就在四川为官,曾经当过四川右参政和按察使。有如此深厚的学术土壤和文化关怀,《儒藏》出于川人之手就一点也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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