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研究
——《中国诗经学史》成果简介
  来源: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  2011-03-25

  山西大学刘毓庆教授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诗经学史》(项目批准号为02BZW025),其最终成果为专著《从文学到经学——先秦两汉诗经学史》。课题组主要成员:郭万金。

  作为“五经”之一的《诗经》,其与其余四经最大不同在于它具有“诗”与“经”的双重意义,同时又是与周代礼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周代礼乐文明的载体,也是周代礼乐文明制度的产物。关于《诗经》的结集,众说纷纭。考之历史,参之经文,《诗经》在成书过程中,最少进行过三次重大编辑整理。第一次编辑在周宣王时,所结皆为典礼用诗,即所谓之“正经”部分。第二次编辑在平王时,所续主要为“变雅”及“三卫”。第三次为孔子手定,主要增“变风”部分与鲁、商二《颂》。

  当《诗》集初成而传播于乐师之中的时候,一种对于《诗》的观念就开始形成了。这种观念携带着人们对于《诗》的理解与诠释,随着主流文化精神与主流意识形态的演变而发生着变化,这就形成了《诗》学的“历史”。而真正意义上的《诗》学,则是从诗脱离乐的统治、以独立身份出现于社交活动——即春秋赋诗、引诗开始的。“赋诗”的前提,便是“诗”作为文学的灵动性及无限的可比附性的发现。因而可以说,《诗》学史是从“诗”的文学本质的发现与把握开始的。

  《诗经》的本质是文学的,由文学而转向经学,这是《诗经》学史上最具有历史意义的一次大转折。她经过了由“诗”而“经”而“经学”的发展过程。这个过程我们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赋诗言志”,即诗以文学的灵动性出现在会盟燕享的春秋时代。春秋时代,一半是战火狼烟,一半是诗礼风流。频繁的冲突与频繁的会盟,构成了这个时代的基调。而所谓“诗礼风流”正是这个时代的一道风景线。各国使臣在外交场合下,斗才斗智,赋诗言志,断章取义,引诗陈辞,表现出了一代士君子风流儒雅的风采。而对于诗的文学灵动性的把握、探求与领悟,则是彬彬君子文化修养与文学才情的最佳体现,也是士君子的立身之本。故而在这个时代,人们关注的是“诗”作为“文”的一面。“诗”可以使语言变得活泼灵动,使人变得文采飞扬,使庄重严肃的会盟燕享变得情趣盎然起来。春秋时的“断章赋诗”可以说是从根本上把握了诗的品格,体现着诗之所以为诗的无限可阐释性。在春秋会盟燕享的外交大平台上,诗与礼绾结,演出了《诗》学史上最具灵性的一幕,也绘出了文学史上神采飞扬的一页。

  《诗》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由“诗”而升为“经”,并肩负起传承礼乐文化的使命,广泛地渗透于儒学理论架构的时代,即战国时代。这个时代的开创者是孔子。孔子所作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工作是对《诗》的重新编订。他担忧经过了几千年历史锤炼的文化传统会断绝,因而致力于经典文化体系与文化学统的创建,编定了以《诗》为首的经典体系,使之运载传统文化精神,永传不衰。孔子之后的儒家学者,因“三百篇”为孔圣亲裁,自然奉之为经。在《诗》升而为经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诗学诠释倾向,一种是以《诗》为理论根据与文化、思想资源,来构建自己的理论体系,体现出了不同的价值取向。如以子思为代表的道德派、以公孙尼子为代表的诗乐派、以孟子为代表的王道派,、以荀子为代表的制度派。另一种倾向是建构诗学理论,确定《诗》的经典意义。《毛诗》大、小《序》的出现,则代表了这一倾向。《诗序》一方面把握着《诗》作为文学的艺术本质,从本体论的角度对诗歌的发生作了认识。另一方面则从价值论出发,强调了《诗》“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能,并确立了以美刺为核心的诗歌评价体系,大大推进了《诗》经典化、历史化、政治化的进程。但这个时代的《诗经》研究,基本上还是客观的认识、分析文本,根据历史传说资料以及春秋用诗的文献档案解读文本,属于文献研究,经学的气味犹如淡淡的一缕轻烟,不足以遮蔽人的视野。

  第三个阶段是《诗》之经学研究启动并逐渐经术化,即周秦之际至西汉宣帝前的一段时间。这是中国统一王朝确立与巩固的时期,中间经过了秦皇的焚书坑儒。因而这个时代较为复杂,其间可注意者有三,一是《诗》学诠释专著的出现,今知者有《尔雅》及《荀子》中提到的《诗传》,以及《毛诗传》。二是为适应统一王朝的需要而进行的新的《诗》学诠释体系的构建。秦皇的焚书坑儒,导致了经典残缺。汉初儒者在复原经典的同时还必须建立一套适合于时代的解释系统,确立经典的权威地位。今文三家《诗》学便在此种前提下开始了对《诗经》的重新解读与改造,创造了各自的经学流派。三是经学的经术化。汉儒对经典的创造性解释,目的是要建立经典与当代政治及社会人生之间的意义联系。以“致用”为目的的经学研究,自然不是单纯的“经义”研究,更重要的是“经典意义”在现实中的落实。因而到汉武帝时,产生了一个新名词:“经术”。

  第四个阶段是经学的极盛与成熟,这主要指元、成之后的汉代经学。所谓“极盛”,主要表现在经学流派、讲经之风、著述之兴诸方面。从《汉书》的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元、成之后,大大小小的经学流派出现了五十余个。武帝时官方认可的齐、韩、鲁三个《诗》学流派,到元、成之后,分化为十三个派别。讲经之风盛行于各地,每个学派中的大师,教授学生动辄成百上千,还出现了众多以血缘关系为传播渠道的经学世家。师法、家法也因之而起。各家解经之作,也大批量地出现于元成之后。解经之烦琐登峰造极,五字之文,可引出二三万字的解释文字。解经方式也出现了多样化趋向,有所谓“章句”、“解故”、“解诂”、“解说”、“说义”、“笺”等种种不同名目。经学之盛于此可见。所谓“成熟”,主要是以章句之学的昌兴为标志的。“章句之学”就是离章析句之学。经学发展到西汉后期,简单的经典大义阐述,已不能满足人对于经典的神秘感受与崇敬心理。其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对经典中最小的意义单位——章句进行分析,并由章句意义再向外延伸,探讨微言,加大经典的意义内涵。因而出现了“一经说至百余万言”的现象。对《诗经》而言,就是对其象征性、隐喻性的探讨。因而元成之后的《诗》学,关注的不是诗篇整体的意义,而是从字、句、章中发现新的意义。《诗》作为“经”,它的特殊地位决定了各个时代人一定要对它作出适合时代需要的阐释与理解,以求引导现实政治与人生,并对解决现实生活中出现的新问题找到理论上的支持;而其具有时代性与现实性的阐释文字,以及各个时代在“现代化”与“实用化”的功利驱动下对诗义的补充与完善,则构成了“诗”之“经学”。因而《诗经》的经学研究,严格地说,不是简单的文献处理,而是《诗》的“现代性”诠释。而这一研究,正是从章句之学兴起才开始的。因此可以说,章句之学的兴起,是《诗经》由文学向经学这一转变完成的标志。

  在经学的极盛时代,《诗》学一个重大变化是《毛诗》派崛起。在汉四家《诗》中,齐、韩、鲁三家作为官方《诗》学,在政府力量的支持下,迅速的发展起来。而《毛诗》始终作为一种民间学术,在社会流传,始终保持着一种开放的态势与旺盛的生命力。而且其目标不是现实政治,而在永久太平。因而在神学思潮泛滥、意识形态宗教化、儒学神秘化的东汉时代,它能够保持理性,维护学术的独立,紧紧把握住传自先秦原始儒学的精神命脉。最终走上了《诗》学霸主的讲坛。建立《毛诗》霸权的最关键人物是郑玄,其最关键著作是《毛诗笺》。郑玄在以训诂考据为支撑的知识系统支持下,在以谶纬神学系统的辅助下,开启思想层面上的经典意义系统,从而建构并完善了以儒家经典为核心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完成了《诗》学的一统天下。郑玄《诗》学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解决了多少前人在《诗经》文本诠释中没有解决的难题,而在于他对于儒学思想与中国文化的充实、丰富,以及其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对于稳定中国社会价值秩序、保持中国社会长期协调发展的意义。

  该成果通过对《诗经》的经典化历程的深度阐释,大体梳理中国主流文化精神的演变与主流意识形态的形成,以及中国文论与文学批评的发生、发展。完成了《诗经》从文学到经学的历史勾勒,指出《诗经》虽因这一转变而丧失了其作为文学的鲜活与灵动,而却获得了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中,她作为经典文化体系的一分子,为中华文化的承传与民族的发展,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该成果首先从文化史、民族史、思想史的角度,充分肯定了《诗经》的经学研究意义与价值,纠正了20世纪对于《诗经》经学研究的一些偏见;其次从繁杂的史料中寻绎出《诗经》“从文学到经学”的发展理路;第三,对《诗经》的编辑、春秋诗学形态、战国诗学传播、诗纬的诗学思想、郑玄诗学的基本框架等诸多学术问题,都作了新的讨论,并得出了与以往有所不同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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