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刘师培生平及学术综述
黄锦君(四川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  来源:《儒藏论坛》第四辑  2010-04-17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盦[刘师培还另有署名和称谓,如光汉子、无畏、韦裔、豕常之裔、激烈派第一人、金少甫等。]。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曾祖刘文淇、祖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皆以治《左传》名家。1902年,刘师培中式成举人,1903年会试不第。至上海,结识章太炎、蔡元培、张继及爱国社诸人,改名光汉,著《攘书》及《中国民约精义》等,声名大振,时人将之与章太炎合称“二叔”(章太炎字枚叔,刘师培字申叔),也有人比之“东亚之卢骚”。1907年初,刘师培东渡日本,在《民报》上发表大量文章,成了章太炎最得力的助手。不久,接受了无政府思想的影响,在东京创办《天义报》和“社会主义讲习会”,逐渐背离了民族民主革命运动。1908年回国以后,附清廷两江总督端方,1911年,随端方入川平息保路风潮。后端方被所部所杀,刘师培流亡成都,任教四川国学院。1913年,刘师培离开成都,至山西阎锡山处任顾问,后经阎推举,至北京附袁世凯,鼓吹帝制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刘师培避地天津,被北大校长蔡元培聘为北大文科教授,讲授文学史等课程,深受学生欢迎。1919年11月20日,刘师培在北京因病去世,终年36岁。
  清末民初,正值中国社会变革之时,社会、政治、文化的杰出人物大量涌现,刘师培堪称他们之中的佼佼者。刘师培的一生是曲折而丰富的一生,他的政治人生是曲折的,他的学术人生是丰富的,在他的身上既折射出那个时代洪波奔涌、泥沙俱下的特点,更有几千年来的传统文化的丰富积淀。尽管斯人早已作古,但其著述在经学、古今学术思想、小学、校释群书等方面仍然具有极高的学术和社会历史价值,值得后人去研读和思考。

上篇:刘师培生平事迹
(一)家庭与科举
  刘师培出生于一个经学世家,曾祖刘文淇等载于《清史稿·儒林传》:

  刘文淇,字孟瞻,仪征人。嘉庆二十四年优贡生。父锡瑜,以医名世。文淇稍长,即研精古籍,贯串群经。于毛、郑、贾、孔之书及宋、元以来通经解谊,博览冥搜,折衷一是。尤肆力《春秋左氏传》……子毓崧,字伯山。道光二十年举优贡生。从父受经,长益致力于学。以文淇故,治《左氏》缵述先业……孙寿曾,字恭甫。同治三年、光绪二年两中副榜。……初,文淇治《左氏春秋长编》,晚年编辑成疏,甫得一卷,而文淇没。毓崧思卒其业,未果。寿曾乃发愤以继志述事为任……

  刘师培父刘贵曾,毓崧子,寿曾弟,字良甫,光绪丙子科、己丑科副榜举人。刘师培母李汝蘐,小学家李祖望之女。
  李汝蘐(1842-1920),江苏江都人,父祖望,字宾嵎,著有《说文统系表》、《古韵旁证》、《唐石经笺异》、《小学钩沉篇目考证》、《说文重文考》、《江苏碑目纪略》、《锲不舍斋诗文集》等,编有《小学类编》等;母叶蕙心,字兰如,甘泉人,深于经史之学,著有《尔雅古注斠》等。
  刘师培出生之时,刘贵曾年39,李汝蘐年42。
  刘师培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开始教他看书写字,他天资聪颖,记忆力惊人,“偶读《书》疏,背诵一字不遗”[刘师颖:《刘申叔遗书跋》。]。“为人虽短视口吃,而敏捷过诸父,一目辄十行,记诵久而弗渝”[刘成禺:《世载堂杂记·刘申叔新诗获知己》,中华书局,1960年。]。“年十二,即读毕四子书及五经”[蔡元培:《刘申叔先生小传》。]。14岁以后就随母学习《说文解字》、《尔雅》、《毛诗》郑笺等,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不仅如此,还“习为诗文,有如宿构”[刘富曾:《亡侄刘师培墓志铭》,载《刘申叔遗书》卷首。]。一次,他与姐姐在庭院嬉戏,见姐姐用凤仙花汁染指甲,也嚷着要染。姐姐答应了,前提是要他写一首诗来,不料他半日之间竟写出六十几首凤仙花绝句,次日又补足百首,于是“亲友传诵,称为神童”[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遵循一般封建时代读书人的生活轨迹,刘师培要进入社会,首先需要跨越的是科举考试这道门槛,以取得进入仕途的通行证,并以此来饮誉乡里,光耀门庭。刘家世世代代虽然经学卓有声誉,但在科场上自曾祖刘文淇起却屡屡不得意。刘师培的父辈有四个人,刘寿曾、刘贵曾、刘富曾、刘显曾,到了刘师培这一辈,共有四个男丁,刘师苍、刘师慎、刘师培、刘师颖。刘师苍是刘寿曾之子,刘师慎、刘师颖是刘显曾之子。在刘师培这一辈中,刘师苍少年即有声名,能传家学,经策淹通,17岁便中式举人,但不幸英年夭折。光绪二十八年秋(1902),刘师苍陪同刘师培至金陵(南京)赴试途中,在镇江换乘轮船时不幸失足落水身亡,年仅22岁。
  1901年,18岁的刘师培应童生试,县试、府试、院试皆中。府试时,“诗文冠场”,尽管书法极差,“字如花蚊脚,忽断忽续,丑细不成书”[刘成禺:《世载堂杂记·刘申叔新诗获知己》,中华书局,1960年。],但阅卷官冒鹤亭顾惜其才,拔为案首。刘师培对此似并不满足,府试试题为《咏扬州古迹》七律四首,在《咏木兰院》一首中,刘师培道:“木兰已老吾犹贱,笑指花枝空自疑。”诗句俯仰感叹,似饱含沧桑。在刘师培看来,通过考试换取的名分,与自己的才学相比,还远远不能相匹配。
  1902年,刘师培赴金陵乡试,金陵三场考毕,刘师培高中第十三名,既刘师苍之后,他成为刘家的第二个中举之人。
  1903年春,刘师培赴河南开封,参加会试。会试发榜,刘师培名落孙山。
  刘师培少承家学,功底深厚,最终造化弄人,榜上无名。归途过宿迁,刘师培作了一首《扫花游》(宿迁道中见杏花)词,有道是:“荒邮古戍,剩数朵孤花,落英如许。采香人去,问斜阳,一抹幽情谁诉?金粉凄迷,付与二分尘土,无情绪,伤沦落。天涯飘临似汝。 阅东风几度,看万点花飞,春光又暮,芳心自苦。惜玉颜憔悴,瑶华无语。一笑嫣然,肯学夭桃媚妩?相思处,忆江南,小楼听雨。”“无情绪,伤沦落”,活画出刘师培此时此刻的心情和心境。在之前的考试中一直春风得意的刘师培在恩正并科、名额加倍的情况下,依然无缘进士,这当然使他格外地失望和失落。
  尽管科举考试中能够如愿以偿的毕竟是少数人,落榜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是必然的,但对于刘师培来讲,会试失败的刺激却来得格外强烈:“少年颇抱风云志,痛苦新亭有泪痕。几见桑田成碧海,那堪瓜事老清门。云翻雨覆休回首,柳暗花明也断魂。千里春心劳极目,夕阳黯淡逼黄昏。”[《东京清明杂感二首》(1905),载《国粹学报》第4期。]科场的最终失败,不但粉碎了刘师培自我人生追求的梦想,也使父祖的宿命再次降临到了刘氏子孙的头上。尽管学有所成,有名当世,但始终未能在功名上志得圆满,如人所愿。
(二)赞成及投身革命
  刘师培出生和成长的年代,正值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大举入侵。面对着帝国主义的疯狂掠夺和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一大批革命志士纷纷行动起来,为保卫中华民族而战,为推翻清廷而战。1902年刘师培19岁时,章太炎等人在日本东京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纪念明永历帝的覆亡,宣传种族革命思想;蔡元培、章太炎等在上海成立中国教育学会,“编订教科书,改良教育,以为恢复国权之基础”;1903年5月,邹容所著《革命军》一书在上海出版。本书虽仅二万余字,但以通俗的文字论证了革命的必要性和正义性,抨击了对内实行种族压迫、对外屈从于帝国主义的清政府以及封建君主的专制制度,号召全国各阶层人民投身革命,推翻清王朝。
  生活在这样一个民族民主革命思潮风起云涌的时代,刘师培很快从科举考试的梦魇中解脱出来,迅速以一种惊人的面貌和热情投入到革命活动中去,并为革命作出了极具影响的贡献。
  刘师培来到上海。此时的上海,正是民族民主革命的中心,一批革命知识分子、革命组织、革命报刊群集于此。刘师培先后结识了革命党人的领袖人物章太炎、蔡元培、张继及爱国社诸人,加入了中国教育会,在革命思想和进步人士的影响下,刘师培一头扎进了这股革命的浪潮之中。钱玄同在《刘申叔先生遗书序》中说:“自庚子(1900)以后,爱国志士愤清廷之辱国、汉族之无权,而南明巨儒黄梨洲先生排抵君主之论,王船山先生攘斥异族之文,蕴薶已二百余年者,至是复活,爱国志士读之,大受刺激,故颠覆清廷以建立民国之运动,实为彼时最重要之时代思想。刘君于癸卯年(1903)至上海,适值此思潮澎湃汹涌之时。”[《刘申叔遗书》卷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蔡元培《刘君申叔事略》云:刘师培到上海之后,“晤章君炳麟及其他爱国学社诸同志,遂赞成革命”[同上。]。
  刘师培字申叔,取义于汉代经师申培公,申培公是《鲁诗》和《春秋穀梁传》的传授者,在他的名和字里,隐含着家族的荣誉和期望。在新的时代里,为了革命的需要,刘师培首先改取了他自己的名字。钱玄同在《刘申叔遗书总目》中说:“刘君初名‘师培’,前九年癸卯,至上海,与章太炎、蔡孑民诸先生相识,主张攘除清廷,光复汉族,遂更名‘光汉’。用‘光汉’之时期,约有五年,为前九年癸卯夏至前四年戊申秋也。”又:“刘君之更名‘光汉’,实有重大意义,在用此名之时期,刘君识见之新颖,与乎思想之超卓,不独为其个人之历史中最宜表彰之一事,即在民国纪元以前二十余年间,有新思想之国学诸彦中,亦有甚高之地位。”[同上。]
  1904年3月1日出版的《中国白话报》第六期刊有刘师培的一篇文章,题为《论激烈的好处》,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其文把“激烈派”的好处归结为如下三项,曰“无所顾忌”、“实行破坏”、“鼓动人民”。所谓“无所顾忌”,就是“遇着一桩事情,不问他能做不能做,也不问他成功不成功,就不顾性命去做了”。所谓“实行破坏”,刘师培认为“天下的事情,没有破坏,就没有建设”,诸如“家族上的压抑,政体上的专制,风俗、社会的束缚,没有人出来破坏,是永远变不好”。所谓“鼓动人民”,就是要像法国的卢梭、孟德斯鸠,还有爱国社、《苏报》诸人,著书、出报、演说,鼓动人民,鼓动革命。作为“激烈派第一人”的刘师培,“激烈派第一人”绝不仅仅是一个口头或书面的宣称,在其后的一段时间里,刘师培不仅以他的文章,也以他的实践行动,来向世人表明这“激烈派第一人”并非徒有虚名。
  《黄帝纪年说》与《论留学生之非叛逆》都是刘师培较早鼓吹反清革命的文章。
  针对当时清政府《密谕严拿留学生》的可耻行径,1903年6月22日,刘师培在《苏报》上发表了《论留学生之非叛逆》一文,文中慷慨论道:“今当道诸公无一非叛同种、叛祖国之人,故遇一不叛同种、不叛祖国者,即称之为‘叛’。”“吾观今学生之所倡者,不过排俄、排法二端耳。学生倡之,而政府禁之,是政府即为学生之公敌。”
  《黄帝纪年说》一文署名“无畏”。该文对“黄帝纪年论”进行专题论证。中国历代是以皇帝纪年为主,即按朝代名称和皇帝的庙号、年号纪年,而辅之以干支纪年。西学东渐,中国人渐知帝王纪年之弊,遂别求新式纪年之法。刘师培提出以黄帝纪年取代现行的帝王年号纪年的主张,认为黄帝轩辕氏“为吾四百兆汉族之鼻祖”,“乃制造文明之第一人,而开四千年之化者也。故欲继黄帝之业,当自用黄帝降生为纪年始”。强调“吾辈以保种为宗旨,故用黄帝降生为纪年”,以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保教为口实,故用孔子降生为纪年”者相区别。该文所附《黄帝降生后大事略表》,共列十九件大事,其内容突出三个方面的史实:民族、政体、文化。而“周民逐厉王”、“陈涉起革命军”和“洪秀全起兵金田村”三次大规模农民起义赫然在列。其目的当然是为标立民族特性与变革封建统治。刘师培提倡的“黄帝纪年”,很快为“排满革命”论者普遍接受。
  《攘书》和《中国民约精义》,是刘师培革命思想发展的两本代表著作。
  1903年10月,刘师培模仿明末思想家王夫之的《黄书》撰写了《攘书》,以中原地区的汉族为中心,以其他民族为四裔,主张严格区分华裔之界,其意在唤起汉族人民的反清意识。为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事业寻找理论根据、历史依据和舆论支持。
  《中国民约精义》一书脱稿于1903年夏末,次年出版,与林獬合作而成[林獬(1874-1926),即林白水,福建闽侯人。中国近代著名政论家、报人、记者。]。本书是在法国资产阶级思想家卢梭的《民约论》影响下写成的。君主制和皇权制都鼓吹君权神授,照此推论,君王奴役民众和民众接受君王的奴役都是上天的意志。而按照《民约论》的观点,君与民的关系正好应当颠倒过未,“民也者,君之主也,君也者,民之役也”。既然君权并非天授,皇帝的权力是老百姓所给,那么,把对坏皇帝的反叛看作篡逆,把好皇帝视作父母犯了同样的错误,因为“君主之权力,非君主一人之固有,乃受之一国人民者也。与之由人民,收之亦由人民,故放桀、纣不必汤、武而后可也,凡一国人民悉有伐桀讨纣之权”,因为“建立民约之初,不独与人民以抵抗命令之权,且与人民以倾覆政权之权,汤、武之革命,不过为人民复此权利耳”! 关于君主与财富的关系,《礼记·大学》篇有云,“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其意是告诉君王应当以民为本,不要与民争财,应当以散财作为聚民的手段。针对这种颇为开明的儒家仁政言论,书中指出,按照《民约论》的观点,人民应当各自拥有其财产,君主则应当为保护人民的财产权而尽其义务;君主应当享有其应得的年薪,但决不能把国家的财产视为一己之私产,《礼记》之言实际上仍然把国家财产视为私产,完全与《民约论》的思想观念背道而驰。《中国民约精义》还指出,君主既为窃国大盗,为避免国人反抗,便力行愚民政策,所以中国群体衰弱的原因,归根结底,“不得不归咎于立君”,即封建君主制度本身。据此,刘师培引出结论说,今欲固群强国,“必先合群力以去君主”和建立“共和政府”。共和革命不单势在必行,而且也是天经地义,因为据卢梭《民约论》,君既由民立,民自能废君。书中的观点虽然有些牵强,但他们据进化的历史观和《民约论》,驳斥君权神授的谬说和论证共和革命的必然性与正义性,仍然是振聋发聩的。
  《中国民族志》继《攘书》之后,对民族问题进行了再次的探索。与《攘书》相比,刘师培在一些问题的认识上有了新的发展。其一,由民族排斥变成了民族的互相融合。在《攘书》中,作者说秦、汉之世,“华、夷之分在长城”,魏、晋以来,“华、夷之分在大河”,金、元以降,“华、夷之分在江淮”。为此,他大声疾呼,如果神州之民仍然苟且偷生,与“夷族杂处”,百年之后汉族就要变成野蛮人,千年之后汉族就要变成禽兽了。《中国民族志》却说在黄帝以前汉族也处于“客民”的地位,后来才成为“主族”。历史上汉族与少数民族虽然争端屡起,但也处在不断的变异融合之中,由此看来,“中国民族之复杂久矣,岂仍纯全之汉族哉”?其二,由一味歌颂汉族到对汉族进行反省与批判。在《攘书》中,刘师培以汉族为文明、礼义的化身,以其他少数民族为野蛮、愚昧的代名词。而《中国民族志》则也批评汉族的一些人“不知有国家,不知有社会,不思团结之方,不明顺逆之理”等等。其三,他已经意识到中国人民和帝国主义的矛盾是主要矛盾,并且开始寻找与“中华民族”相近似的概念。刘师培之所以要写《中国民族志》,其主旨即在于探讨中国各民族的融合及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他已经意识到外国侵略者已经不是一个民族的敌人,而是全部中国人民的敌人。
  1904年6月,刘师培与何班结婚。
  何班(1885-?),字志剑,江苏仪征人,世居扬州。父何承霖(1837-1897),字春海,曾作武进县学教谕,为人“泛爱博容,惠训不倦”[《清故武进县学教谕何先生墓志铭》,载《刘申叔遗书·左盦外集》卷一九。]。何班为何承霖之次女,“幼年在家,秉承闺训甚严,不见生人”[梅鹤孙:《青溪旧屋仪征刘氏五世小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36页。]。但与刘师培结婚以后,面貌大为改变。在家乡完婚以后,夫妇二人即同赴上海,何班改名何震,入上海爱国女校,很快接受了新思想的影响。七月,《警钟日报》发表了何震《赠侯官林宗素女士》诗,诗云:“献身甘作苏菲亚,爱国群推玛利侬。言念神州诸女杰,何时杯酒饮黄龙!”诗句浅显直白,显露了何震在革命思潮影响下激昂亢奋的状态。林宗素女士在附识中称:“何女士为刘申叔先生夫人,结婚才逾月。先生于吾国学界为有数之人物。其夫人学问宗旨,足以称之。吾为吾国女界贺!吾为刘先生贺!”
  1903年冬,蔡元培等发起“对俄同志会”,出版《俄事警闻》,刘师培为其主要成员,积极撰文揭露沙俄侵吞中国领土的阴谋,抨击清帝国主义的内外政策。1904年7月,《俄事警闻》改组为《警钟日报》。刘师培又和林獬等共同担任主笔,同年又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主持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曾和万福华、林獬一起谋划暗杀王之春,并成为在1904年11月组建的光复会的首批成员。这期间,刘师培论政论学都相当活跃,到处都可以看到他发表的文章。
  1904年末,邓实、黄节等发起了“国学保存会”,次年2月刊行《国粹学报》,拥戴尚在狱中的章太炎做盟主。晚清时期,主张保存国粹的人比比皆是,派别各异,但章太炎、刘师培、黄节、邓实、马叙伦等为代表的力主保存国粹的一派人最具影响。《国粹学报》刊名虽以“国粹”命名,但却以“爱国、保种、存学”为宗旨,当时的很多知名人士,都曾为《国粹学报》撰文,但它的主要撰稿人就是刘师培。
  自《国粹学报》1905年2月创刊,至1912年初因“满清退位,汉德中兴”而终刊,《国粹学报》是晚清创刊最早,连续出刊时间最长,且影响最大的国粹学派的学术月刊。据郑师渠统计,在《国粹学报》82期中,其中80期刊有刘师培的文章。在该刊的创刊号中,共发表了各类署名文稿31篇,刘师培一人就占了21篇;其中学术论文共计19篇,刘师培一人就占了12篇,其他5个人,即邓实、黄节、马叙伦和潘博等相加之和还不抵刘师培一人之数[郑师渠:《晚清国粹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页、18页。]。而刘师培的论学文字,也大多见于《国粹学报》。
  1905年3月,因《警钟日报》被查封,刘师培不得不离开上海,避居浙江平湖。1906年转移到安徽芜湖,化名金少甫,在安徽公学和皖江中学担任教员,暗中从事光复会的工作,并参与陈独秀所组织的岳王会活动等等。在此期间,刘师培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发表大量论著。1905年至1907年赴日本之前的这段时间,也是刘师培一生中学术成果最为丰硕的时期。


上一篇:王国维之生平、学行与文化精神

下一篇:钱基博生平与学术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