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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经学儒学研究述评
王小红(四川大学古籍所副研究员)  来源:《儒藏论坛》第四辑  2010-04-16
  章太炎(1869-1936),浙江余杭人,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著名学者。其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因倾慕顾绛(炎武)之行事和志向而改。],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平生笔名、别署很多,如菿汉阁主、刘子骏之绍述者等,又常被称为余杭先生、菿汉大师。
  章太炎少时从外祖父朱有虔学读经,稍知经训,并略晓王夫之、顾炎武的学术大旨。及长,入杭州诂经精舍,从学经学大师俞樾,并向谭献、孙诒让、高学治、黄以周、宋衡等名师问学。从这些名师处,他的学问范围得到了很大的扩展。“甲午战争”爆发,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章太炎加入了变法救亡运动,同时开始涉足西学。曾参加强学会,任《时务报》撰述、《经世报》编辑、《台湾日日新报》记者。1895年,东游日本,初次会晤孙中山。1903年,在上海因“苏报案”被捕入狱三年。1906年出狱后再次东渡日本,参加中国同盟会,主编《民报》,并设会讲学,提倡国粹。辛亥革命上海光复后回国,他反对袁世凯帝制,参加护法。“九一八事变”后,他力主抗日,并于苏州开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主编《制言》杂志,宣讲中国传统文化,发扬民族精神。晚年时,太炎先生对日本侵略中国的行径表现出强烈愤慨,赞成并毅然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为“阐扬国故,复兴国学”,在苏州再办“章氏国学讲习会”,以讲学为业,直至病故。周恩来总理曾称誉章太炎是“一代儒宗、朴学大师,学问与革命业绩永垂史册”[http:// www.zjol.com.cn,2006年5月18日。]。
  在学术上,章太炎先生学贯中西,博通诸学,研究领域十分广泛,涉及经学、子学、语言文字学、哲学、史学、佛学、医学、政治学诸方面,立论奇奥,不蹈旧说,故其学术思想既博大精深,又充满了复杂性和矛盾性。不过,正如太炎先生本人所说“学术万端,不如说经之乐,心所系著,已成染相”[章太炎:《与刘申叔书》,载《国粹学报》第一年第一号,1905年2月23日出版;又见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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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治学从研习经训开始,又在研经讲经时终其生,故章太炎的学问根柢及治学兴趣乃在经学。他对儒家各经几乎都有研究,并进而对儒家思想展开了广泛的探索,故其经学儒学成就在其整个学术中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有鉴于此,本文即对章太炎的经学、儒学成就进行系统梳理,以窥一代儒宗的经学、儒学思想。

一、章太炎经学儒学著述
  章太炎一生著述繁富,而经学儒学专门之作或涉及经学儒学的则有以下几种情形:
  第一种,专著。其中有《春秋左传读》[ 按:此书于1891-1896年撰写而成,1913年有石印本,1982年收入《章太炎全集》。]、《春秋左传读叙录》[ 按:此书最早连载于《国粹学报》第26-36期,1907年1月-11月;后收入《章氏丛书》和《章太炎全集》中。]、《驳箴膏肓评》[ 按:此书原未发表,1984年由台湾学海出版社出版。]、《刘子政左氏说》、《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太史公古文尚书说》、《古文尚书拾遗》、《古文尚书拾遗定本》、《广论语骈枝》、《新出三体石经考》等。
  第二种,收入《膏兰室札记》、《訄书》、《国故论衡》、《检论》、《易学论丛》等论文集中有关经学儒学的论文。《膏兰室札记》是“章太炎在杭州诂经精舍肄业时的读书札记,主要是对儒家经籍、周秦诸子以至汉代著作和一些史书的字义考释”[《章太炎全集》(一)“编者说明”,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其中有读《周易》、《尚书》、《诗经》、《春秋》、三《礼》、《论语》等群经札记80余条。《訄书》最初刊行于1899年,汇集经史政论为一编,经学儒学内容虽不占主要篇幅,但它以《尊荀》开头,以《独圣》结尾,穿戴着儒学靴帽,俨然一部儒学著作。1902年《訄书》修订重印,改为《原学》第一,《订孔》第二,删去了原来带有尊孔内容的《尊荀》、《独圣》,但讨论经学儒学的内容仍然不少。1910年在日本初版的《国故论衡》,地位与《訄书》相当,章氏对此书自视甚高,说胜过陈澧论述经史小学的著作《东塾读书记》十倍,后人自有识者。1915年完成的《检论》,仍是由《訄书》改订而成的,评论孔学经学的某些内容也仍然保留在上面。
  第三种,单独发表的论文、讲演稿或在杂著与书信中讨论经学的。此类之作,数量不菲。例如,《经学略说》是章太炎晚年讲演记录,代表了他对经学的基本观点;与弟子吴承仕的多通书信,则是对《尚书》、《周易》、《春秋》及宋明道学等许多问题进行探讨;《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亦以谈其经学儒学思想为主。
  由此可见,章太炎在经学儒学方面的成就卓著,不容忽视,梁启超所谓“章太炎好谈政治,在经学上稍荒厥业”,杨向奎所说“章长于音韵小学,而短于经”[杨向奎:《绎史斋学术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9页。],都是有失偏颇之论。另外,章氏在经学儒学思想上所达到的高度,也是不可以单从著述多寡上来加以衡量的。
  

二、章太炎经学儒学研究述评
  
  章太炎博通群经,不但对各经进行训解,对儒家思想也有自己独特的理解。
(一)自定为古文经学家
  1913年,章太炎在46岁时撰写了《自述学术次第》一文,他自评其经学取向时说:“余治经专尚古文,非独不主齐、鲁,虽景伯(贾逵)、康成(郑玄)亦不能阿好也。”[按:此文最早发表于1936年9月16日刊出的《制言》第25期。转引自存萃学社编集《章炳麟传记汇编》,大东图书公司,1978年,第255页。]在1922年《致柳翼谋书》中也谓其“少年本治朴学,亦唯专信古文经典”,“中年以后,古文经典笃信如故”[章太炎:《致柳翼谋书》,载《史地学报》第1卷第4期,1922年8月。转引自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第764-765页。]。可见章太炎明确宣称自己的经学立场是纯粹的古文,不但与今文学派(齐、鲁是汉代《诗经》学中的两家,均为今文经学)泾渭分明,也不赞成东汉贾逵(字景伯)、郑玄(字康成)的调和今古文。章氏的这一观点,是在他的学术思想趋于比较成熟时发表的。实际上,他的经学立场并非历来如此,兹可以从以下两方面得到印证:
  一是从学术渊源来看,章太炎的学习主要是在重视乾嘉汉学的诂经精舍进行的,“事德清俞先生,言稽古之学……出入八年,相得也”[章太炎:《谢本师》,载《民报》第九号,1906年11月15日。]。其师俞樾,治经虽以古文为主,却“颇右《公羊》”[章太炎:《自述学术次第》,载《制言》第25期,1936年9月16日。],经学家法畛域并不严密,可谓兼通今古。这一点也许对章太炎早年一度杂采今、古文经的经学立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是从章太炎初期治经的实际情况来看,今、古文取向不甚分明,即使在1891年“始分别古、今文师说”之后,仍一度杂采今、古文之说。例如,在1893年前写成的收于《诂经精舍课艺》七集的经学札记中,章氏对今文经说尚未排斥,且加援用,并且认为“《左氏》可通于《公羊》”[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第18-19页。]。章氏在《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一文中也用了“大一统”、“通三统”等今文学派的《春秋》公羊家言[章太炎:《论学会大有益于黄人亟宜保护》,载《时务报》第19册,1897年3月3日。参见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中华书局,1977年。]。在1896年撰成的《春秋左传读》中,第二条为“立素王之法”;1900年刊印的《訄书》初本,首篇为《尊荀》,亦用“素王说”[按:章太炎在此本的《尊荀》中说:“故荀子所谓后王者,则素王是;所谓法后王者,则法《春秋》是。《春秋》作新法,而讥上变古易常。”]。所谓“素王”,意谓孔子虽身为布衣平民,不居王位,却担当起了只有“王”才有资格担当的“政治家”的历史责任。“素王说”可以说是今文经学家的“专用”学术术语,古文家一般摈斥之,如刘师培在《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一文中即驳斥素王说,指出“素王”系汉儒引用纬书而来,“以为孔子即素王”,然先秦时“从未有称孔子为素王者”[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第1397页。]。章太炎在学术初期时采今文之说,可见其“专宗古文”的经学立场当时并不凸显。
  然而,以今、古文经的学术分野,将章太炎归入古文经学派自然毋庸置疑。章氏1891年开始撰写、1893年成书的《膏兰室札记》,书中已经出现“刘子骏私淑弟子”印章。而1891年开始撰写、1896年成书的《春秋左传读》,主要针对清代常州公羊学派刘逢禄所认为的“《左氏》不传《春秋》之说,谓条例皆子骏所窜入,授受皆子骏所构造”之说进行反驳而作。刘向、刘歆父子在以董仲舒为代表的今文经学独尊的汉代,积极从事旧籍的整理,古文也得到了清理。尤其是刘歆研究《左传》,并引《左传》解释《春秋》,使人们对文字简单隐晦的《春秋》有了接近正确的理解。正因为此,刘歆被认为是西汉古文经学的真正开创者,一直受到今文学家的攻击,而章太炎之“专慕刘子骏,刻印自言私淑”[章炳麟:《太炎先生自定年谱》,《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第116页。],自称为“刘子骏之绍述者”,可说是章氏表明自身皈依古文经学立场的标志。
  1903年《苏报》案的发生及后来三年牢狱的历练,使章太炎的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他在经学立场上的转折点。大体上从《訄书》重订本(初刊于1904年)开始,章太炎建立起独立的古文经学思想。在重订的《訄书》中,他已将主“素王说”的《尊荀》篇删去。而在由《訄书》修订而成的《检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世儒不明,或言孔子素王,将定法制以待汉家。汉法既不原本《春秋》,而孔子又不能草具仪法,徒以时事寄言,令人占射,其拙甚于上古结绳。”[章太炎:《春秋故言》,《检论》卷二,《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12页。]章太炎对今文经学主张的“素王说”从“采之”到“删之”进而演变到“非之”的态度变化,表明其已较为彻底走上了古文经学的道路。另外,在关于六经性质的定位问题上,章太炎始终秉承的是古文经学“六经皆史”的观点,认为六经中保存着真实史事,而并非今文学家所说的为孔子所“托”。1933年章太炎在无锡师范学校讲演《历史之重要》时说:“经与史关系至深,章实斋云‘六经皆史’,此言是也。”[章太炎讲、诸祖耿记:《历史之重要》,载《制言》第55期,1939年8月。转引自姚奠中、董国炎《章太炎学术年谱》,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第439页。]因此,章太炎早年虽然一度“杂采”今、古,但他的基本经学立场仍然是古文。
  (二)博通群经
  1.于《春秋左传》用力最勤
  太炎先生之经学研究,于《春秋左传》用力至多,纵贯其一生。主要著述有:《春秋左传读》、《左氏春秋考证砭》、《砭后证》(后更名为《春秋左传读叙录》)、《驳箴膏肓评》、《刘子政左氏说》、《春秋左氏疑义答问》等。《春秋左传读》撰于1891-1896年,是近代《左传》学中举足轻重的经疏。此书因驳难刘逢禄《左氏春秋何氏考证》而作,主要考订刘书之失,尤其攻讦刘氏“《左传》不传《春秋》”之说。《左氏春秋考证砭》、《砭后证》和《驳箴膏肓评》三书“第录曾、吴、虞、荀、贾、司马、张、翟、刘说,委细证明”《左传》传《春秋》经之可信[章太炎:《春秋左传读叙录·后序》,《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866页。],前者“以明《传》意”,中间者“以明称‘传’之有据,授受之不妄”,后者“以申郑说”[章太炎:《驳箴膏盲评》,《章太炎全集》(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900页。]。辛亥革命时期完成的《刘子政左氏说》一卷,乃摭取刘向《说苑》、《新序》、《列女传》所举《左氏》事义六七十条而次第之,复“为之疏证,凡得三十余事”[章太炎:《与人论国学书》,载《国粹学报》丁未年第12号。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7年,第297页。]。晚年所著《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五卷“为三十年精力所聚之书”[章太炎:《与吴承仕论〈春秋答问〉作意书》,载《国学丛编》第2卷第1期,1932第10月。],其“上甄曾、吴、孙、贾、太史之微义,下取贾、服、杜预之所长,要使因史修经、论事作《传》之旨由之昭晰”[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五,《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42页。]。具体说来,章太炎就《春秋》经及《左传》主要探讨了以下几方面的问题:
  关于《春秋》的缘起,他分为“周《春秋》缘起”、“百国《春秋》缘起”、“鲁《春秋》缘起”、“孔子修《春秋》缘起”四个阶段作历史考察,认为:《孟子》谓“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诗》亡于“厉王之时”,故周《春秋》之始作在“宣王时也”。而“列国之有《春秋》,盖晋为最先”,“其次则郑、宋、卫”,“其次则齐”。“鲁《春秋》始隐,独在晋、郑、秦、宋、卫后,与齐差若比肩”[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8-249页。]。列国《春秋》之“所以有先后者,周室颁书法于诸侯,由近及远所致”[章太炎讲、诸祖耿记:《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载《制言》第56期,1939年9月。]。至于孔子修《春秋》之缘起,章太炎不同意纬书“端门受命”之说与杜预的“获麟而作”之说,认为孔子修《春秋》的原因有二:一是面临“四夷交侵,诸夏失统”的局面,孔子作《春秋》“欲存国性”;二是在“王纲绝纽,乱政亟行”的情况下,孔子作《春秋》可“见行事之善败,明祸福之征兆,然后可施于乱世,关及盛衰”[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48-249页。]。即起到惩恶劝善、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
  关于《春秋》的性质,他肯定《春秋》是一部史籍。章氏于《春秋故言》中引《慎子》、《齐物论》、《孟子》等典籍进行论证后说:“《春秋》,往昔先王旧记也。”[章太炎:《春秋故言》,《检论》卷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07页。]可见章太炎坚持古文经学的“六经皆史”的主张,发扬刘知几、章学诚等人的《春秋》史观,竭力反对刘逢禄、皮锡瑞等人《春秋》是经非史的论点。
  关于孔子与《春秋》的关系,他认为孔子是修《春秋》而非作《春秋》。一方面,他对公羊学派所谓孔子受天命而作《春秋》之论提出驳斥。他详细考证出孔子修史的文献来源有三:一是作为周室之史的《春秋》,二是百国《春秋》,三是鲁国《春秋》,认为《春秋》经是孔子在旧史基础上删改而成,“岂删改一二条即可谓之作也”[章太炎讲、诸祖耿记:《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载《制言》第56期,1939年9月。]?另一方面,他对某些古文学家所称《春秋》为周公所作、孔子不修《春秋》的说法提出了批评。章氏指出,“虽然孔子所笔削者甚少矣”,但对于“旧史之事状审核而义法或失者,则施特笔以定之,此何遽不为修”[ 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2页。]?并说:“韩宣子云《周礼》在鲁者,所以美周公之德耳,非谓《易象》、《春秋》是周公所作也。”[章太炎:《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0页。]经孔子手定的《春秋》与周公的旧典已大为不同,很显然《春秋》不是周公所作。
  关于《左传》的作者及经、《传》之关系。关于《左传》的作者,章太炎不同意子夏传经作《传》之说,也不赞成刘歆等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耳”之论[章太炎:《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9页。],而是援孔颖达《左传正义》引沈文阿说:“《严氏春秋》引《观周篇》说:‘孔子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进而论证道:“此则《春秋》经、《传》同作俱修。”[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1-252页。]他的观点是“孔、左经《传》同时述作”[章太炎讲、诸祖耿记:《春秋三传之起源及其得失》,载《制言》第56期,1939年9月。],认为《春秋》经有丘明所作者,《左传》亦兼孔子之笔,经、《传》相依,相互表里。当然,他所引的材料晚出,来源可疑,故其观点仅为一家之言,学界鲜有认可者。
  《春秋》经、《左传》虽互相表里,但在内容、笔法、风格等方面多有区别,原因何在?章太炎主要从撰作主旨探讨原因,其云:“大抵《经》有忌讳承赴之文,《传》以实事著之。”[章太炎:《春秋故言》,《检论》卷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1页。]“左氏之旨,在采集事实,以考同异、明义法,不以训故为事,本与其余释经之传不同。”[章太炎:《经学略说》,《国学讲演录》,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118页。]《左传》以详明的史实去阐释《春秋》之义,以表其是非之真。二者是“经、《传》相依,年事相系,故为百世史官宗主”。[章太炎:《春秋故言》,《检论》卷三,《章太炎全集》(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412页。]
  关于《左传》在战国至秦汉之际的传授谱系,章太炎同意刘向《别录》和《汉书·儒林传》的记载,即存在“左丘明→曾申→吴起→子期→铎椒→…虞卿→荀卿→张苍”这样一个系统,他在《春秋左氏疑义答问》中,重新考论了这个传授系统的可信性[章太炎:《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卷一,《章太炎全集》(六),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53页。]。
  虽然章太炎不是这一授受谱系的最早提出者,但他却是博引先秦文献系统论证先秦时期《左传》传授源流的第一人。为了反驳公羊学说,太炎先生发扬乾嘉汉学重考据的实证精神,详细考证故训旧说,使我们看到,《左传》经师的早期著作虽早已亡佚,其间授受的轨迹依然可寻,而刘歆伪造《左传》之说亦不攻自破。李学勤先生对此评价道:“章太炎重视《左传》的早期授受。在这一方面,《春秋左传读》在关于《左传》的著作中极具特色,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非太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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