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大学《儒藏》编纂中心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 主办
李源澄先生年谱
王 川(四川师范大学教授)  来源:《儒藏论坛》第三辑  2010-05-25

编撰说明:
  第一,近半个世纪以来,蜀学大师李源澄先生(1909—1958,字俊清,又作俊卿)及其生平事迹与学术贡献,似乎逐渐为国人所淡忘。李源澄先生(以下简称“先生”)的传记公开出版者仅二种:第一种,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犍为县志》之“李源澄传”(以下简称为“先生传”),篇幅为五六千字;第二种,先生知交、学者赖高翔先生(1907—1993)所撰《李源澄传》 [赖高翔先生为蜀地名宿林思进先生(1873—1953,字山腴)高弟,从20世纪80年代出任四川省文史馆馆员,直至去世。参见赖氏门生张学渊:《赖高翔先生传》。赖高翔先生所著遗稿,在十年浩劫中付炬者甚多,幸喜有《李源澄传》、《蜀贤张真如先生传》、《忆唐君毅教授》等多种今尚幸存而较完整,收入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全二册),“川成新出内字[2003]第772号”,2004年6月“内部出版”。其中,《李源澄传》载于下册,355~359页。],虽仅二千字,却堪称字字珠玑。二者内容有不少相似或相近之处。至于记述先生传记之未刊稿,还有先生的自述等珍贵文献,惜已经不存人世。在1957年先生被打成右派后,迫于形势,先生曾自撰“检讨书”,未及写完就发病,到次年先生去世,仍未完成。先生在该“检讨书”中自述“少年之生活及读书、寻师、著作、访友、任教之详细经历”[《宓续》,第5册,120页],可惜这一珍贵文献今天已不知去向。1958年5月4日先生去世后,先生家人迫于形势,多次销毁先生的遗物,如在1964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时,将先生所遗之物品,从先生“照像、信札、著述等,全部焚毁无余”,以至于先生长女李知勉女士“并其父之生年月日皆不知云”(《宓续》[ 《吴宓日记》分为两部,即:1949年之前部分,共10册,记录了先生1910—1948年“个人际遇和在学界的活动与交往情况”,由三联书店1998年3月出版时,正式书名为《吴宓日记》,本文简记为《宓》;1949年之后部分,亦10册,记录了先生1950年到1973年12月31日吴宓先生“在西南二十余年的执教生涯”,由三联书店于2006年3月“内部出版”,正式书名为《吴宓日记续编》,本文简记为《宓续》。在《宓续》中,吴宓一般简称先生为“澄”,有时也简称为“澄公”(如1951年2月14日,《宓续》,第1册,第62页等)。],第7册,第334页)。所以,现今复原先生生平之事迹与学术贡献,殆非易事。
  第二,先生求学之经历,自蜀(成都、井研)至宁,由宁而苏,所拜大多为国内名师,友人则广及禹迹;先生执教之序痒学堂,则“旸历各大学”〔无锡国专、浙江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四川教育学院、西南师范学院(后改名西南师范大学,即今之西南大学)〕,甚至于参加或自办书院、学院(民族文化、灵岩、五华、勉仁),足履无锡、北平、开封、遵义、昆明等地;先生学术之发展轨迹,由经到子,由子到史,尤以经史为主;先生之文章著述,则遍及经史子集四部,发表的学术报刊则涉及全国各地,如苏、沪、川、豫、渝等省市。台湾“中央研究院”文哲研究所林庆彰先生收集编写有《李源澄著作目录》[ 林庆彰:《李源澄著作目录》,载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中国文哲研究通讯》,2007年12月,第17卷第4期,61~74页。],基本收录了先生撰述之主要著述,包括论文104篇、学术专著6种,颇便学界之研究。
  第三,先生个人之生平事迹,散见于20世纪上半叶之报刊,以及其友人吴宓先生(1894—1978,字雨僧)、竺可桢先生[ 据《竺可桢全集》卷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7月版)的公告,《竺可桢全集》计划出版共20卷。已经出版了第1~4卷,而竺可桢先生之日记见于《竺可桢全集》第6~19卷,这14册日记达1000万字,目前大部分已经面世。](1890—1974,字藕舫,又名绍荣、兆熊、烈祖)等人之日记等史料之中。与先生文化观念相近的吴宓先生,自从1937年与先生订交后,二位先生成为多年好友。吴宓先生在所撰《吴宓日记》中,对先生记载甚多,尤其是先生生命最后之二十一年,成为研究先生事迹及学术最重要的文献之一。可以说,若无《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则一部先生年谱之编撰简直无从谈起。《吴宓日记》对先生有从1937年以来20多年之多处记载(记载先生亲人事迹则几乎延续到日记结束,与吴宓先生在先生去世后对先生家人慷慨救助相始终),但是,记载二位先生在1949—1958年共事重庆高校之日记,尤其是处于新旧社会交替之1949—1950年部分,却恰恰被毁,只残存极少的不完整者(1949年全年《吴宓日记》仅残存有4天之记载、1950年仅有5天之记载)。1949年后,二位先生在重庆共事之记载,要么由于“文化大革命”被抄后全部丢失[ 《吴宓日记》被毁部分系陈新尼先生(名嗣煌,1888年出生)惧祸,私自为之。而1949年后《吴宓日记》由于“文化大革命”被抄后全部丢失(可能涉及李源澄先生)的有:1953年5月4日至7月31日等多处;部分丢失的有:1957年5月30日至31日、6月22日至23日等多处日记。],要么由于某种原因,吴宓先生未作日记[ 吴宓先生未作日记的有:1956年4月9日至11日、5月1日至11日,1957年4月12日至14日,1958年1月30日至2月4日,1964年2月12日下午至13日上午,6月10日至13日,16日至17日等处。据吴学昭在《吴宓日记续编》第2册第418、425页,以及第3册第53页等处的“注释”。];保留至今者又经过吴宓先生多次不自愿修改,历史真相更需考证。即便如此,作为珍贵史料,《吴宓日记》及《吴宓日记续编》之重要性仍不容忽视。
  基于上述三点考虑,在编制本学术年谱简编时,笔者力争将传统年谱与著作目录结合起来,在辑录先生生平事迹时,将先生个人之重要学术著述亦按照发表时间先后分别系于相关各年月,因而,本年谱带有李源澄先生学术编年之性质,成为“传统年谱”、“学术年谱”、“著作年谱”兼具之文献辑录。鉴于林庆彰先生已有《李源澄著作目录》发表,本文只在相关年月简要注明李源澄先生有代表性的比较重要的著作的写作背景及内容。
  文中不实及不妥之处,敬俟博闻君子正之。


1909年 宣统元年(己酉) 1岁


  公历7月7日,夏历五月二十日,先生降生于四川省犍为县境东南龙孔场。
  案:《犍为县志》之“先生传”谓先生出生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 见四川省犍为县志编纂委员会编纂:《犍为县志》,717~719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这是目前公开出版的仅有的两篇先生生平简传之一。以下是文简称为“先生传”。],误。先生的知交赖高翔先生、吴宓先生等人,均无此记载。而赖高翔先生、吴宓先生等二人的记载,恰恰可以证明先生出生于1909年。
  学者赖高翔先生所说:“君(先生)死时才四十八。”[ 赖高翔:《李源澄传》,见张学渊主编《赖高翔文史杂论》,下册,357页。]若从先生1909年7月7日出生至1958年5月4日去世计,则先生实际享阳寿48岁,将及49岁;吴宓先生曾在先生1958年去世后不久感慨道:先生“‘五十之寿’,于王静安先生自沉之寿(五十一)略等”(《宓续》,第3册,第283页)。案,王国维先生出生于1877年,去世于1927年,吴宓先生计为“寿五十一”,这实际上是传统的虚岁纪年。本文亦采用吴宓先生使用的传统的虚岁纪年法。按照这一算法,1958年去世、享“五十之寿”的先生,应当出生于本年(1909)。
  又据《吴宓先生日记续编》,先生的夏历生日为五月二十日(如《宓续》,第1册,第162页等有先生在多个不同年份庆祝生日的多处记载),借助《中国近代史辞典》等工具书上的中西历法对照,可知先生出生于公元1909年7月7日。
  “龙孔场”一地,在清朝中叶名“环龙场”,1935年更隶于“龙孔乡”,1958年改名“龙孔公社”,1984年复名“龙孔乡”,属“龙孔区”;1992年龙华乡并入置“龙孔镇”。[ 戴均良等主编:《中国古今地名大词典》,上册,734页,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5年。]该地今属龙孔镇,与宜宾市、荣县邻近。
  先生名源澄,字浚清,又作俊卿。世人多称“犍为李俊清(源澄)”(“先生传”,第717页),在本文中,以“先生”一词专指源澄先生。


1910年 宣统二年(庚戌) 2岁


  先生祖父富春先生,晚清秀才,授教于乡里;先生父亲昌绪先生,能文善书(“先生传”,第717页)。昌绪先生育有子女四人,先生居长。
  先生祖父及父亲时,家境尚可。这可能是20世纪50年代讲究“出身”时,先生家的成份被确定为“地主”(《宓续》,第7册,第351页)的原因。
  先生幼年聪颖,跟随祖父学习,深得祖父喜爱。祖父的国学素养,对于先生的成长,起了良好的作用。


1911年 宣统三年(辛亥) 3岁


  清朝灭亡,中华民国建立,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旋辞职,袁世凯继任。
  同年,先生的老师蒙文通先生(1894—1968,名尔达,字文通)被选拔入“四川存古学堂”读书。该校在1913年改为“四川国学院”,办学宗旨是“保存国学,尊重蜀贤”。时“监督”(校长)为学者、书法家谢无量(1884—1964,字名蒙,字大澄,号希范,后易名沉,字无量,别署啬)。教员阵容甚为可观,有经学家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后改名平,字季平,四川省井研县人)、吴之英(1857—1918,字伯朅,号蒙阳渔者)、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又名光汉,别号左盦)、曾学传(1858—1930,又名绍新,字习之,晚年自号“皂江逸叟”)等先生。
  蒙先生的同学则有彭举(1887—1966,字云生,名举,别号芸生,笔名芸村、芸荪)、杨永浚(1894—1960,字叔明)、向宗鲁(1895—1941,原名永年,学名承周,字宗鲁)、杨润六(字正芳)、李珩(1898—1989,字晓舫)等人。蒙先生传承经史诸大师之教泽,尤其深受今文经学大师廖季平先生之训诲,学业精进。


1917年 民国六年(丁巳) 9岁


  先生长弟源委(字端深,1917—1990)出生。先生居长,下有同胞弟妹三人:还有次妹培华(字待考),三弟源善(字待考)。
  源委先生随同先生,40年代在四川南充“西山书院”、灌县“灵岩书院”、重庆“勉仁书院”肄业,并随先生在云南大学中文系旁听。


1918年 民国七年(戊午) 10岁


  本年,我国近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佛学教育家、唯识宗代表人物欧阳渐先生(1871-1943,字竟无)与古文经学大师、民主革命家章太炎(1869—1936,初名学乘,字枚叔,后更名绛,号太炎,后又改名炳麟,浙江余杭人)及近代诗人陈三立(1852—1937,字伯严,号散原)等先生,在南京“金陵刻经处”筹建“支那内学院”。
  “支那内学院”于1922年7月17日正式成立,欧阳渐任院长,主讲《唯识抉择谈》。“支那内学院”成为民国时期中国近代居士佛学的代表和中心,以及对居士弘法有影响的重要集团。欧阳渐先生主要著作《唯识抉择谈》、《孔学杂著》等皆成为近现代国学经典,而其弟子甚众,如熊十力(1885—1968)、吕秋逸(1896—1989,名澄,早年以字行)、汤用彤(1893—1964,字锡予)、梁漱溟(1893—1988)、黄忏华(1885—1976,字化中)、黄树因(1898—1925)、王恩洋(1897—1964,字化中)等,皆一时俊彦,影响深远。在其推动下,中国近代佛教复兴过程中的居士佛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积极向中国的文化学术各领域渗透。
  大约在本年,先生入学荣县“县立中学校”。该校由近代著名国学大师、文学家、书法家赵熙先生(1867—1948,字尧生,号香宋,荣县人)主持。先生在校学习成绩优异,为诸师所重。


1919年 民国八年(己未) 11岁


  6月15日,在李劼人先生(1891—1962)主持下,“少年中国学会成都分会”在《川报》社址宣告成立。出席会议的成员有彭举、李劼人、李思纯(1893—1960,字哲生)等九人,李劼人被公推为书记。


1921年 民国十年(辛酉) 13岁


  本年,蒙文通先生到达重庆,任教于重庆联中和省二女师等校,向学生讲授宋明理学等课程。同事有彭举、唐迪风(1886—1931,原名铁风,海外新儒家大师唐君毅先生的父亲)、邓少琴(1897—1990,原名作楷,字绍勤)等先生,以及后来成为中共领袖的张闻天(1900—1976)、恽代英(1895—1931)、萧楚女(1893—1927)等人。唐君毅(1909—1978)等先生在该校就学。
  唐君毅先生在《〈孟子大义〉重刊记及先父行述》一文中回忆说,他在重庆联中读书时,“国文则蒙文通先生更为讲授宋明儒学之义。吾父遂购孙夏峰《理学宗传》一书,供吾自学之资,使吾竟得年十五而亦志于学”[参阅《唐君毅全集》卷二九《先人著述》,15~21页,台北学生书局,1990。
]
。这是唐先生自述他学习、研究宋明儒学,是从阅读《理学宗传》开始的。蒙文通先生以后教授先生学习、研究宋明儒学,当亦同此。


1922年 民国十一年(壬戌) 14岁


  章太炎先生在上海讲授“国学”,并由当时“爱国女中”教员、《民国日报》撰稿人曹聚仁先生(1900—1972)记录整理讲演稿后,以《国学概论》之名出版。早在20世纪初,太炎先生就在日本公开讲授中国传统学术,并于1910年刊行了综论中国传统学术的《国故论衡》一书。
  东南大学教授吴宓先生(1894—1978,字雨僧)在南京与梅光迪(1890—1945,字迪生)、柳诒徵(1880—1956,字翼谋)等先生一起主编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11年间,《学衡》杂志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然亦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世称“学衡派”。


1923年 民国十二年(癸亥) 15岁


  本年,先生参加荣县“县立中学校”会考,成绩名列第一,毕业后考入“四川国学专门学校”(1927年,与四川公立法政、农业、外国语、工学专门学校组合为“公立四川大学”)。
  本年,蒙文通先生离开重庆,东赴吴越,访求时贤,以探讨同治、光绪以来经学之流变。在南京,蒙先生拜谒章太炎先生,与之商讨古文与今文之学。后又进入“支那内学院”,追随欧阳渐先生,潜心研究佛学。
  在内学院,蒙文通先生与同窗好友汤用彤、熊十力、吕秋逸、王恩洋等人,朝夕相处,谈古论今,相得益彰。在南京,蒙先生撰成《中国禅学考》和《唯识新罗学》两篇文章。蒙先生在前文中考证了达摩以前二十八祖之不足据,并辨析古禅、今禅之异趣;后文则探讨了玄奘以后之唯识学传承。二文深得欧阳大师之赞赏,并将《中国禅学考》刊于《内学》创刊号上。[ 宇陶:《怀念二十世纪中国卓立不苟的国学大师蒙文通先生》。]


1924年 民国十三年(甲子) 16岁


  本年,国学家、教育家唐文治先生(1865—1954,字颖侯,号蔚芝,晚号茹经)筹备并正式开办了“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并亲自授课。该校系由1920年底唐文治先生任馆长的“无锡国学专修馆”扩充而成。唐文治先生,江苏太仓人。16岁师从太仓理学家王紫翔(字祖畲)先生。21岁在江阴南菁书院受业于东南经学大师黄以周(1828—1899,字符同)、王先谦(1842—1917,字益吾,号葵园)先生的门下。光绪十八年(1892)春考中进士。光绪三十三年(1907)创办邮传部上海高等实业学堂(今上海交通大学前身),出任监督(校长),悉心教育事业。唐文治先生主持“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治校甚严,学术方面则兼容并蓄,故而教员中治今文、古文者均有,声誉甚佳。


1925年 民国十四年(乙丑) 17岁


  正月,彭举先生到南京晤唐迪风先生;又晋谒欧阳渐先生,执弟子礼。时彭举任二女师国文教习。[ 彭铸君供稿:《彭芸生年谱》,见崇庆县政协编《崇庆县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37页,1988。]
  春,先生友人陈柱先生(1891-1944,字柱尊)应校长唐文治先生之邀,在“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讲授《墨子》;次年,讲授《老子》。唐文治在陈柱去世后亲撰的《墓志铭》中称:柱尊“举凡群经诸子,靡不心维口诵”[唐文治:《广西北流陈君柱尊墓志铭》,见唐文治《茹经堂文集》第6编,卷6。]


1927年 民国十六年(丁卯) 19岁


  同年,蒙文通先生回到成都,任教于“国立成都大学”。


1928年 民国十七年(戊辰) 20岁


  向楚先生(1877—1961,字仙樵,一作先乔,号觙公)以教育厅厅长兼任四川国学专门学校校长,延聘蒙文通先生为该校教员,并兼教务长。
  先生考进“四川国学专门学校”,与蒙文通先生、伍非百先生(1890—1965,本名伍程骥)缔结师生缘。时蒙文通先生以《经学抉要》为讲章,先生“得侍讲席,甚为相得”;文通先生“固倡廖氏之学者,澄源先生得闻其绪论而羡之”[ 蒙文通先生哲嗣蒙默先生语。见蒙默:《蜀学后劲——李源澄先生》,见西华大学、四川省文史馆主编《蜀学》特刊第二辑,42~52页,成都:巴蜀书社,2007。]。
  先生的同学有陶元甘先生、吕洪年先生等人,陶元甘先生后来一度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是汉唐史及四川地方史专家。
  蒙文通先生的弟子、先生的同学陶元甘先生回忆道:
  国学院后改为国学专门学校,由谢无量先生任校长,蒙师当教务长,于此时撰《经学导言》,廖大师为题首页曰:“蒙文通文章如桶底脱,可佩,可佩。”于此足见蒙老师之造诣。谢、蒙共同培育了一批人才,其中最杰出的当数犍为李源澄(字浚清)。李邃于今文经学,对《春秋繁露》一书尤有研究。蒙老师长省图书馆时延为编目部主任并主编《图书集刊》。李后又独力在灌县创办“灵岩学院”。可惜此君已于五十年代逝世。与李同班的那批蒙氏弟子,亦即谢氏(无量,时任国学专门学校校长,蒙为教务长)再传弟子也凋零殆尽。据我所知仅有四川省文史馆员吕洪年(穰之)同志还健在。[ 陶元甘:《蒙文通老师的美德》,见四川省盐亭县政协编《盐亭县文史资料选辑》第10辑,62页,1993。]年谱


  案,吕洪年先生(1911—1994,字穰之,号息瓮,别署常精进斋主),16岁入国学院,曾师从谢无量、蒙文通先生学草书、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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