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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国史稿》(修订版)评介
惠翔宇  来源:《中华文化论坛》2015年1期  2016-06-30
 
 
 
彭华教授的《燕国史稿》一书,肇端于1996年9月至1999年6月。其时,正值作者追随史学名家谢维扬先生问学之际。彭华先生当时便“有意撰写一部《燕国史稿》,但因硕士学位论文篇幅的限制和时间的仓促,最后只做了其中的很小一部分,即于1999年6月提交答辩的《燕地的古族与古国》”。硕士学位论文的主体部分后经修订,成为《燕国史稿》的第十、十一章。2001年9月,彭华先生再次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追随谢维扬先生攻读博士学位。期间,作者着手将《燕地的古族与古国》扩展为《燕国史稿》。至2002年上半年,书稿篇幅便增补到二十万字;又经三载修订与增补,2005年终成二十五万余言之稿子。成书之后,作者曾向国内十余家出版社联系出版事宜,惜因故而未果。2005年8月,作者自费于中国文史出版社将书稿付梓,是为《燕国史稿》之初版本。
 
2008年6月,彭华先生在供职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后,一方面全身心地从事着自己喜爱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另一方面便将《燕国史稿》的修订工作提上工作日程。这次修订,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的补充与完善:一是体系的完善与自足(如附录三“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的补入,所收文献上起1919年,下迄2012年6月,可谓搜罗之最),二是文字的校对和订正(包括传世文献和出土文献),三是内容的扩充和拓展(比较充分地吸收了近年来所公布的新资料、所推出的新成果)。经过修订,《燕国史稿》的份量已然四十万言。2013年3月,《燕国史稿》(修订版)由台湾的花木兰文化出版社出版。
 
 
一、《燕国史稿》(修订版)具有传承与创新的研究特色及可观的学术价值
 
燕国是有周一代的重要诸侯国,自西周初年召公受封至公元前222年灭亡,前后存在了八百余年,在姬姓封国中堪称存在时间最长、历史最久。故燕国历史文化之研究一直是先秦区域文化研究的一个重点。因现存史料有限,又燕国地处边陲,地理环境复杂,古族与古国互动汇聚,因而燕国历史文化研究无疑是一项复杂的学术工程。若将1919年王国维发表《北伯鼎跋》作为燕国史研究的滥觞,时至今日已有九十余年的历史了。截至2012年6月,见诸报端、杂志等涉及燕国历史文化的考古报告、研究论文、综合评述等,其总数约计1000篇*,甚为可观。但是,“真正把周朝‘燕国史’单列出来、使之成为独立的‘国别史’,并且加以专门的研究而又撰成专著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一直是一片空白”(第10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有关燕国史的论著日趋增多,但或因论述主题单一而过于简略且支离,或因资料限制而不能详尽全面,或囿于学科视角而不能深入史实,均难以将燕国“整体史”呈现在读者面前。彭华教授以先贤研究为基础,钩沉索隐,纵横捭阖,旁征博引——历史学与考古学、古文字学资料紧密结合,互相资证;民族学与人类学资料互相发微,将史实考证与理论阐发熔于一炉,在“多闻阙疑”的治学理念之下,力图为读者展示出燕国历史文化的全方位图景。
 
 
(一)广阔时空界限与立体视野下燕地历史文化研究
 
任何事物都处于时间和空间的多维交织之中,作为历史存在的燕地亦然。彭华教授通过对考古学资料与传世文献的耙梳,充分利用近人、今人研究成果,一是为我们展现出燕地存在的自然环境(诸如地形和气候、岩石和泥土,动物和植物、矿产资源等),一是将燕国历史文化置于历史长河之中,对燕地的历史人文环境进行叙述,上起旧石器时代,下迄夏、商、周(封燕之前)**;此后,将论述的重点深入周朝八百年的“燕国史”。除“面”的考实之外,作者还对夏、商、周时期燕地文化作了“点”的仔细考辨。如关于商朝早期地望的学术梳理及辨析,认为“将商人的起源地大致定在东方的冀、豫、鲁交界之地”是比较平实而且可取的(第52页)。再如,对于考古学上的夏家店文化,作者对其上层与下层做了分疏,揭示其与燕文化的关系(第53-55页)。如此便将燕国历史文化置于广阔的时空界限之中,真正实现立体式研究,从而使读者明白,“燕地确确实实有着悠久而灿烂的文化,其发展历程是‘其来有自’,绝非‘横空出世’”,“其人文积淀是丰厚而又多元的”(第56页)。可以说,这是该著作的研究特色之一。
 
 
(二)“纵向”角度与“横向”角度同构下燕国“整体史”研究
 
所谓“纵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国八百余年(公元前十一世纪中叶至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历史存在进行论述,包括“开国时期”(西周至春秋)、发展时期(战国)、强盛时期(战国)及衰落时期(战国)等四个方面的内容;所谓“横向”角度的燕国史研究,指对燕地的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各个方面的特征表现及变化过程的研究;两种视角紧密结合,共同构筑起燕国“整体史”的研究格局。这是该著作的又一显著特色。
 
纵向研究方面,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召公的姓氏及分封问题。关于召公姓氏,先贤论点颇多,争议纷呈。彭华教授结合传世文献、金文资料及音韵学知识考辨之后,认为召公姬姓“确凿无疑”,“但恐非文王嫡子,与伯邑考、武王、周公等嫡系兄弟有别,当属‘庶出’,即文献中所说的‘支庶’、‘支族’、‘庶子’”(第57-60页)。关于燕国的始封君、分封时间及燕国所在之地,作者指出召公确为始封君,燕国受封时间在成王初年而不是武王克商之年;周初燕都乃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的董家林古城(第68-69页)。另一个重要问题是燕国世系问题。因史料缺失,燕国世系一直难以明晰,春秋之前尤甚。但作者不厌其烦,不仅对燕国世系作了尽可能详细的考证,还制成《燕国世系表》附录于正文之后;其用功之勤、之深、之精,令人赞叹。上述研究结论均立足于学术前沿和文献前沿,精当公允;对深入了解周代分封制、宗法制定当有所贡献。
 
横向研究方面,作者详细论证了燕国的经济制度(农业、畜牧业、手工业、商业、建筑业、交通、城市、人口)、政治制度(官僚机构、封建制度、封君制度、军事制度、法律制度)、古族与古国、思想文化(语言文字、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科学思想)、社会生活(衣食住行、婚姻丧葬、宗教祭祀、民风民俗)及燕国人物等六个方面。其中,最值得读者关注的是“古族与古国”部分。如前所述,这部分内容乃作者硕士学位论文的核心,亦是本书的重点之一。众所周知,燕地处中国边陲,地理环境复杂,自古便是多民族汇聚之地。若想澄清燕国的历史存在,燕地古族与古国便是绕不过的重要问题。通过文献的考辨,作者清晰而详备地为读者复原出周代古族与古国的历史真相。古国分别是有易氏、孤竹、令支、国与箕国、蓟国、韩国及鲜虞-中山;古族分别是屠何、俞人、秽貊、山戎-北戎-无终戎、代、林胡-东胡-楼烦及其他如黄洛城、容成国、登北国、亚、守、启、受等(第十、十一章)。不仅如此,作者还对上述古族与古国的历史源流、存在区域、发展演变作了详细考证。应该说,这是目前可知关于燕地“古族与古国”考实中最详细、最全面、最系统的研究成果,对于探索中国早期国家及早期文明不无裨益。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书稿在纵向研究与横向研究方面作了尽可能详尽的钩沉,但受制于文献资料,书稿在论述燕国八百年发展史以及燕地经济、政治、民族、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方面偏重于春秋末至战国时期的历史存在,西周至春秋中期则颇为简略,应是燕国“整体史”研究中的一个缺环。所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亦“无可奈何者也”(第21页)。何况中国自古即有“多闻阙疑”的治学传统,作为一个严谨的史学家,此亦是“史德”之风范。
 
 
(三)突破前人的学术创获与“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的学术魄力
 
通读全书,笔者的感叹之一是,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彭华教授敢为前人不敢为之事,不仅在某些观点上敢于突破前人,而且敢于“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
 
学术观点突破方面。如关于林胡的问题,学者一直秉承如淳之论,认同“林胡”又叫“儋林”之说。作者通过对《史记·匈奴列传》、《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附《李牧列传》及《资治通鉴》等史料的考辨后指出:
 
如淳的说法并不可信,也不可靠。⋯⋯“襜褴”与“东胡”、“林胡”⋯⋯肯定不是一个民族,切不可将“襜褴”与“林胡”混为一谈。⋯⋯我认为,“林胡”除称作“林人”外,不应当称之为“儋林”。(第206-207页)
 
“大胆假设与小心求证”最可述者,乃《思想文化》一章中关于“燕国存在儒学”之论。作者驳论与立论相结合,首先指出“春秋燕地无儒学”这一观点,并依文献指出燕昭王之前燕地不存在儒学这一客观事实,继而又指出:
 
但这并不能成为最终否定“燕国存在儒学”这种可能性的最终证据。我猜测,在燕昭王卑身厚币、礼贤下士,广泛延纳各国贤才时,当有儒学之才进入燕国——只是目前尚无直接材料证实我的这一“推测”(或“假说”)而已;我倒真心希望将来会有这方面的材料“出土”,一如郭店楚简之出土而填补儒学传承历史上一百余年的空白。我的另一个“推测”是,燕国应当存在一个相延不绝的儒家“诗学”的传承系统(或许从燕昭王之时即已开始)。(第226页)
 
由于这方面文献资料比较匮乏,作者通过对汉代文献的梳理,采用“逆推”之法,对汉初燕地“诗学”、“易学”及《论语》之学予以考察,尤其对“韩诗”着墨最多。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两点考虑:一是“‘华夏学术最重传授渊源’***,‘韩诗’在西汉初年蔚为一时大观,其传授渊源恐非‘空穴来风’,更非‘横空出世’,在其之前应当有一个比较悠久的传授历史”;一是“韩婴所生活的年代上距燕国灭亡仅三四十年”(第230页)。据此,作者指出,“燕国自燕昭王之世(西元前四世纪末至前三世纪初)应当已经在开始传授儒学,并且有一定的系统和规模,这或许可称之为‘儒学的北传史’。”(第230页)这一结论,允当而平实。
 
诚然,作为一部个人著述,受制于个人学力和文献资料,《燕国史稿》(修订版)还存在如下问题:
 
其一,燕国历史文化的研究界限还须再作斟酌。如《思想文化》章将“佛教”收入,《燕国人物》章将东汉人物崔骃、崔瑗、崔寔收入其中,显然超出书稿《绪论》所界定的研究范围。
 
其二,该书对燕国的历史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周代燕国史等作了全面分析,却没有相应的地理形势地图相辅,若能对此予以补充,定当锦上添花。
 
其三,个别史事仍需澄清。如召公“赞采”为何事,不应一笔带过;“国”与“箕国”的历史关系亦当准确交待等。
 
尽管如此,瑕不掩瑜,并不影响该书在燕国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中的学术地位。
 
* 统计数字来源于《燕国史稿》(修订版)附录三《燕文化研究参考论文》。该附录的统计数字显示,其成果分布如下:(1)考古与文物135篇(北京39篇,河北51篇,辽宁23篇,吉林2篇,天津12篇,内蒙古7篇,江苏1篇);(2)研究与论述825篇;(3)论文集2种。
** 《燕国史稿》(修订版)第二章和第三章所考证的历史人文环境,旧石器时代包括北京人、新洞人、东方广场遗址、山顶洞人、金牛山人、鸽子洞遗址、建平人、虎头梁遗址;新石器时代包括东胡林遗址、转年遗址、南庄头遗址、镇江营一期文化、磁山文化、上宅文化、新乐文化、雪山文化、红山文化、小河沿文化以及文献记载中的五帝时代。
*** 笔者按:此语出自陈寅恪《论韩愈》(《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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