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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平与西学
杨世文  来源:儒藏  2013-10-27

      

      廖平学术思想以戊戌( 1898 )爲坐标,可以划分爲前后两个阶段。前阶段爲经学一变、二变时期,以讲今古学爲中心,解决经学今古文的问题。一变“平分今古”之说认爲今、古文之分的根本不在文字,而在制度;以《王制》统今学,以《周礼》统古学。二变尊今抑古、不信《周礼》,以《王制》遍说群经,主张素王改制,尊孔子、抑周公。这是廖平经学前二变的核心内容。到戊戌前后,廖平学术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不再立“今古”名目,不再谈今古文问题,改说大统、小统。此后虽然还有所谓四变、五变、六变,不过是大统、小统说的继续推演。促成这次重大转变的原因,固然一方面是其自身学术思想的逻辑发展,也部分接受了有张之洞、宋育仁等师友的劝告,另外一方面,西学的影响也是其中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本文不揣谫陋,对廖平与西学作一略说,以抛砖引玉。

      近代中国人对西学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鸦片战争以后 , 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主张。以“坚船利炮”爲主的所谓“夷人长技”,是对“西学”的最初表达。在 1895 年甲午战争之前 , “西学”的内容主要是停留在“器物”的层次上,这是西学传播的第一个时期。甲午战争以后 , 西学在近代中国的传播进入第二个阶段。这一时期 , 除西学科学技术继续传入外 , 西方社会政治学说也大量传入中国。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廖平经学一变、二变时期的著作,都是纯粹的经学著作,看不到西学的影响,但不能就此推断廖平在这个时期对西学没有关注。廖平肄业的尊经书院以“通经学古”相尚,教学内容以传统经、史、小学爲主,基本上不涉及西学,但廖平仍然可以通过报刊、译书了解西学。另外四川地区的传教士也会赠阅一些西学书籍。

      甲午战争之后,由于洋务运动的破産,人们对西学的认识有了明显的变化。例如严复在甲午战争后接连撰文,强调要“大讲西学”,对于什么是“西学”,他认为,所谓“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亦其能事之见端,而非命脉之所在”。西学的命脉,“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 [i] 在严复看来,西学的根本在于“学术”与“刑政”,即思想学说与政治体制。因此,吸收西方的思想学说,进行政治改革,已经刻不容缓。康有爲、梁啓超、谭嗣同等人也大肆鼓吹学习西方,改良政治,变法图强。各地纷纷办报刊,成立学会,宣传西学,谈论时务。远在西南的成都也成立了《蜀学会》,发行《蜀学报》( 1898 年 5 月创刊)。宋育仁、吴之英、廖平是蜀学会的主要演讲者,演讲内容分三门:伦理、政事、格致。伦理以“明伦”爲主,政事首重群经,参合历代制度、各省政俗利弊、外国史学、公法律例、水陆军学、政教农商,格致则是中外语言、文学、天文、地理、声光化电等等自然科学。《蜀学报》内容以谈时务爲主,也有相当部分是介绍西学,廖平是《蜀学报》的总纂。

      在举世谈时务、讲变法的政治文化背景下,张之洞著《劝学篇》,鼓吹“中体西用”,主张讲西学“先以中学固其根柢”,“以孝悌忠信为德 , 以尊主庇民为政”。与曾国藩、李鸿章等人相比,应该说,张之洞的西学范围要宽泛一些,不仅包括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这些“西艺”,而且还有学校、地理、度支、赋税、武备、律例、劝工、通商这类“西政”,张之洞主张要“政艺兼学”。张之洞所谓的“政”,并非政治体制,而是一些具体的政策、政务。张后来追述写作《劝学篇》的原委时说:“自乙未后,外患日亟,而士大夫顽固益深。戊戌春,佥壬伺隙,邪说遂张,乃著《劝学篇》上下卷以辟之。大抵会通中西,权衡新旧。”(《抱冰堂弟子记》。此记托名“弟子”,实为张之洞自述)张之洞并不主张改变国家政体,相反分极力强调“尊主庇民”。他认爲当前中国危机深重,面临着如何“保圣教”、“保华种”、“保国家”的问题。此所谓“三保”,排列顺序实有深意。所谓“保圣教”,当然是保卫儒家纲常伦理,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课题。

        作爲张之洞的门生,廖平受《劝学编》的影响非常大。对于廖平这样的儒家知识分子而言,当时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教”。在他们眼里,此问题不解决,就谈不上“保种”、“保国”的问题。廖平《治学大纲》一文,写成于《劝学篇》出版之际, 以为学者必先知圣,而后可以治学,必先知经,而后可以治中西各学。因定治学之途辙为六门: 1 、渊源门。讲学者当以祖学爲主,新学爲辅。 2 、世界门。皇帝王伯之分,由疆域大小而出,欲明三五大同之说,不得不先言舆地。 3 、政事门。经学以平治爲归,所言皆政治典章,不尚空理禅宗。 4 、言语门。言语与政事,内外相埒。 5 、文学门。骚赋发源《诗》、《易》,爲皇帝学嫡派。 6 、子学门。泰西艺学,时人诧爲新奇者,实皆统于诸子。所谓“祖学爲主,新学爲辅”,实际上与张之洞所讲的“中学爲体,西学爲用”同义。“皇帝王伯之分”,即大统小统之别。

      正是在戊戌( 1898 )之際,廖平经说发生了重大变化,即以“大统小统”说取代“今古”说,从而泯灭今古界限,实现“群经大同”。廖氏经学的这一重大改变,既是其经学思想自然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接受师友劝告而作出的必要调整。梁启超所谓张之洞“贿逼”之说固然不成立,但也不能否认廖氏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张的意见 ( 尽管廖氏之说始终未能令张满意 ) 。

      十九世纪末,中国发生了许多重大的事件。西方的科学技术、思想学说乃至历史地理知识蜂拥而入,远在西蜀的廖平也能读到大量的西学书籍,西方的物质文明比中国发达,西方的制度具有优势,如果不抱残守缺、深闭固拒,不得不予承认。而进化论、地理学知识的传入,也使廖平这样的中国儒生开阔了视野。他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之外还有丰富多彩的世界。廖平的友人宋育仁曾游历欧洲,亲身感受到西方世界在物质、制度上的先进。所有这些,无疑对廖平的思想发生过影响。在对待西学上,廖平并非食古不化之徒,他竭力使自己理解西学,了解西方。但是,作为一位孔子的忠实信徒,他必须严守儒学疆界,站在儒家的立场上去解释世界,力图将西学纳入中国经典的知识体系,将地理知识纳入中国传统的五服、九州、九畿的天下观念之中,从而建立起基于儒家经典的世界图式和解释模式 [ii]

      改“古今”为“大小”,正是基于上述的文化背景。初变、二变以礼制区分今古,明确了汉代经学的分派的核心问题,在学术史上具有革命性意义。但是,廖平的今古学观也有自身的矛盾。廖的好友杨桢曾批评:“四益经学,美矣盛矣。惟三利未兴,三弊未袪。三利者何? ( 一 ) 有王,无帝; ( 二 ) 有海内,无海外; ( 三 ) 有《春秋》、《尚书》,无《诗》、《易》。三弊者何? ( 一 ) 同轨同文,今古相轧,一林二虎,势必两伤; ( 二 ) 六经不能自立门户,各标宗旨,叠规重矩,剿说雷同; ( 三 ) 分裂六经,固伤破碎,合通六艺,则嫌复重。” [iii] 总之,经学分今古,尤其是信今驳古,虽然说极力抬高了孔子的地位,但以古文为伪经,造成儒学内部今、古文之间的争讼互斗,终有割裂六经、分裂儒学之嫌,实际上不利于尊经崇儒。另外,所论范围只限于中国一隅,不涉及海外。面对滚滚而来的西潮,难免应对乏力。如果不改弦更张,儒家经说必然会被时代抛弃。廖氏在戊戌前後提出“大统小统”之说,正是为了兴此“三利”、除此“三弊”。

      对此,廖氏门人施焕《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序》于二变三变之故,言之甚详。他观察到:“蜀中学人,海内老宿,其指瑕索瘢者,盖不止盈箧,师悉写而藏之,随加订正。急欲求通,不能遽化。卸官杜门,谢绝书札,忘餐废寝,须白齿落,如此又十年,专治《诗》、《易》,至于戊戌乃得大通。” [iv] 所谓蜀中学人,包括宋育仁、吴之英、杨桢等。因此,面对师友的批评,廖平不得不慎重思考如何使自己的经说做到“既无删经之嫌,又收大同之效”。所谓“大通”,据《三变记》说,戊戌以后,将《周礼》删改诸条陆续通解,乃定《周礼》为海外大统之书,于是“以前所删、所改之条,今皆变为精金美玉,所谓化腐朽为神奇”。

      廖平所作的《四益馆经学目录序》,对大统、小统说的形成过程,也有自述,说二变期间,“在群经中惟力攻《周礼》立异数条,著为专书,归狱新莽。名师挚友,法言巽语,自诩精详,未肯遂翻。丁酉秋( 1897 ),宋芸子同年述南皮师语,有云:‘风疾马良,去道愈远,解铃系铃,必求自悟。’为之忘餐寝者累月。戊戌夏,因读《商颂》,豁然有会,乃知三统之义,不惟分配三经,所有疆宇,亦列三等。求之《诗》、《易》而合,求之《庄》、《驺》而合,求之《周礼》,尤为若合符节。因有前后《地球新义》二刻之作。” [v]

      光绪二十四年戊戌( 1898 )冬,廖平编成《地球新义》一书。该书无疑受到薛福成《出使四国日记》中有关“五大洲”印证邹衍“大九州”说的啓发。在此基础上,廖平继续推寻证据,借助《周礼》、《诗》、《易》等经典,证明地球之说,实已包含于经典之中,后人没有注意,其说湮没不彰。而今地球开通,瀛海之广,舟车之力,经典九州之说得以重新发现,故“言海舶广轮则爲旧,引归六艺则爲新” [vi]

      《王制》属王伯“小统”,治中国;《周礼》属皇帝“大统”,治全球。以《易》、《诗》、《书》、《春秋》分配皇、帝、王、伯;皇、帝、王、伯之分,由所治疆域大小而出。这是“大统小统”说的核心。

      廖平认为,《周礼》中所讲的“九畿”,《大行人》所说的“九州”,过去因为其与《王制》不合,定为刘歆纂入之说,其实是不对的。《周礼》为专讲大统礼制之书。惟其书专言海外,故九畿、九州、万里,即邹衍所说的“大九州”,皆与《王制》讲中法小统不同。《王制》中国五千里,《周礼》海外万五千里,广狭不同,这在《诗》、《易》二经中也有依据。《诗》中有“小球”、“大球”之说,指地球而言。如《诗》之“海外有截”、“九有”、“九截”,《易》之“鬼方”、“大同”、“大川 ” 、“大人”、“大过”,《论语》之“浮海”、“居夷”,《左传》之“学夷”、“求野”,《中庸》之“洋溢中国”、“施及蛮貊”,邹衍之“海外九州”,其实讲的是海外大统,并非中国之事。《山经》、《庄》、《列》等书,尤属专书。但历代学人皆以中国之事解之,扞格不通,往往斥为荒唐。而今海禁宏开,过去以为荒诞不经之说,一一得以验证。

      西方地理知识的传入,唤醒了中土士人的历史记忆。“大九州”之说,出自邹衍。但廖氏认为,子为六艺支流,源皆本于六经。子学皆出于四科:道家出于德行,儒家出于文学,纵横生于言语,名、墨、法、农皆沿于政事。孔子以前之黄帝、老、管、鬻者,皆出依托。如此,则诸子百家 皆收归孔门。而六艺皆出于孔子新作,海外大统,孔子早已前知。《三变记》说:“以《周礼》为根基,《尚书》为行事,亦如《王制》之于《春秋》,而后孔子乃有皇帝之制,经营地球,初非中国一隅之圣。”由此可见,地球千奇百怪,世界千变万化,不出孔经范围。孔子为全球之圣,孔经为世界大法,得以证明。

      面对来势凶猛的西学冲击,廖平并没有回避,有时甚至也不吝惜赞美之辞。但是,“尊孔”、“崇经”思想在他的脑海里根深蒂固,他推崇和信守不移的仍然是“华夏中心”和“夷夏之辨”。但是,随着中国人对西方世界认识的增加,华夏之外还有其它文明的存在,是一个再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体制、学说思想,亦有其自身的特点 ( 姑不论是否比中国“先进” ) ,传统中国对西方的看法随着接触的增多,需要修正。廖平与其它某些持保守立场对西方“深闭固拒”的儒生有所不同,他试图站在儒学的立场上去理解西方,诠释西学。这在其经学三变 ( 大统、小统 ) 时期,尤其明显。廖平通过借助于古代经典、诸子百家文献 ( 除儒家经典外,还包括邹衍、《山海经》 、《淮南子》、先秦诸子、谶纬、星宿分野等 ) 和西方地理、历史知识 ( 如《海国图志》、《出使四国日记》、《采风记》等等 ) ,倡言大统、小统,对传统的天下观作了重新诠释,最终证明中国不仅仍然是世界地理的中心,而且依然是人类文明的中心,从而从地理位置与文明程度两个方面解释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对此,魏怡昱作了很好的总结,兹不赘述。

      廖平对守旧、维新二派,皆有批评。大概在张之洞《劝学编》出版之后,廖平与门人对西学是下过一番功夫进行研究的,并有不少著述问世。“自中外通商,西书尤资讲习” [vii] ,他对此有清醒的认识。成書於庚子( 1900 )的《井研艺文志》中著录了不少与西学相关的书籍,虽署名廖氏门人、子侄,实际上多出廖平之手或之意,反映了廖平的西学观。其中如《四库西书提要》二卷 ( 署名廖师慎恭辑 ) ,序云:

      “今天下言治者凡二派:曰守旧,曰维新。言教者亦分二派:曰孔子,曰天主教。夫政主维新,而教用孔子,此文质合中、礼失求野之说也。或乃厌故喜新,务求奇辟,于西学不无异同,而独推崇其教,此君子过也。因于《四库》著录存目中学、教二门西书提要编辑排印。分为二卷:上卷言器诸书皆著录,下卷言学诸书皆在存目。上卷为守旧者言之,以见西学可用,《四库》于百年前已经著录,发明其精要,则非不可从之书。维新者不惟推其学,并甘心其教,以为大公无我,远在中国上。读此编,然后知早经《四库》驳斥,见绝于圣人,取与从违之间,宜知抉择,而嗜奇好异,颠倒其说者,更可恍然。”

      显然,编纂此书,主要针对维新变法而言。又如《海外借筹》四卷 ( 署名曾子俊 ) ,根据西洋历史著作,专门搜集材料揭露西国社会政治经济的黑暗面,“以奢侈、民权、讼师、党人、平权、废伦、重敛、黩武、国债、传教、刑罚等为门目”,“考诸海报,弑君杀相不绝,自由党、富贵党君相不能约束,议院举人多以赂行,各党争持,互相倾轧”,以此证明“古无久强不敝之国”,西国同样会蹈匈奴、吐蕃、回纥、蒙古之覆辙。

      又如《经说求野记》二卷 ( 署名廖平 ) ,以为西人谈天说地,学者群诧其奇怪,而不知中国先师如庄、列、邹、墨具有其说。然其说散见古经传记者,尚不止此数条。廖平撰此书,“凡西人诸说,皆求合于中书,不惟西说可收,古经更可因以征实而大明。孔子有言:‘礼失求野。’因取以为名焉。”事实上表达“西学中源”的观点。此外如《全球古今政俗考》二卷 ( 署名陈天泽 ) ,既“考古”,也“言今”,借五大洲分疆画界,阐发“大九州”之说。此类尚多,兹不枚举。 

      廖平的这些研究,目的不是要真正了解西学,而是要纳西学入中学,用中学解释西学。如光绪三十二年 (1906) 在青神县汉阳坝讲习,所命课题凡一百六十多道,大抵以天人、小大之说为多,其有关时事的,如《左氏古派法补》、《辑荀子民权说》、《春秋拨乱世今证》、《孔子以前时势略如今泰西考》、《海外无宗庙议》、《泰西各国官制异同表》、《泰西姓氏学考》、《西人政治学述意》、《引法意支那诸条以释春秋谷梁传》、《读群学肄言分篇述义》、《五大洲女俗通考书后》、《天演论书后》,这些著作都与西学相关。由于可见,廖氏经学三变以后,“中西”问题实为治学的重点。

      西学范围至广,技术、制度、思想、宗教等等,可谓无所不包。梁启超曾将西学分为“学” ( 学说 ) 、“政” ( 政制 ) 、“教” ( 宗教 ) 三大类。如果依张之洞之说,则还应当加上“艺” ( 科技 ) 。艺、学、政、教构成西学的主要内容。张之洞《劝学篇》主要阐发“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无论中学、西学,张氏都强调“致用为要”。张氏又说 , 如今言西学 , “西艺非要 , 西政为要”。在“设学”一节中具体指出 : “大抵救时之计 , 谋国之方 , 政尤急于艺。”但张氏所讲的“政”,显然离“政制”还有一定的距离,主要应指政策、措施。廖平熟知张之洞之说,而于所谓“政”则提出自己的解释:

      “《劝学篇》言学西艺不如西政。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远不及西人之语言文字,可俾实效。”

      “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鄙说乃易以《王制》,通经致用,于政事为近。” [viii]

      西人语言文字之学,尚有实用价值,清人治小学,却无实用价值可言。而《王制》着重于讲制度,从通经致用角度说,《王制》离政事更近一些,不如舍小学而讲《王制》,“读《王制》,则‘学西政’之义,政高于艺。”也符合张之洞的旨意。他批评段氏《说文注》、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即使全通其说,不过“资谈柄,绣盘帨”,“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国家承平,藉为文饰休明之具,与吟风嘲月之诗赋,事同一得,未为不可。若欲由此致用,则炊沙作饭,势所不行。”因此,“以救时言,《王制》之易小学,亦如策论之易八比试帖也”。当然,廖平也声明,这并不是要完全禁人治训诂文字,“特不可锢没终身耳” [ix]

      以《王制》代替“西政”,当然与康、梁等提倡的变法改制相左。从根本上说,廖平对西方政治制度是拒斥的。

      对西方的一些核心观念,廖平也作了诠释。如关于“平等”,廖平说,近人误解平等,欲废三纲,以三纲初见于《白虎通义》,为汉儒所造。事实上,所谓“平等”,正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有其道,为对等关系,不过君必统臣,父必统子,夫必统妇,举君则公、卿、大夫在,举父则长子、次子在,举夫则妻、妾在。而西人臣对于君当绝对服从,应尽忠实之义务,子对于父无正当防卫,谨遵父之训命,妻对于夫无独立能力,必受夫之许可。而中国经传尚有君礼、父慈、夫义之说。“由此观之,则西说反不如经说之平等也甚矣!” [x] 他对“三纲五常”的解释,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对西人君臣父子夫妇关系的理解,未免郢书燕说。

      关于“民权”,廖平承认路索 ( 卢梭 ) 、孟德斯鸠等“民为主人、君为奴隶”各学说,为时势所造,彼此是非,不能谓其偏僻。而礼有“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之说,“三尚”殊难实指。廖平以为,以世界时局而言,则所谓忠、敬、文,即西人所谓专制、民权、共和三种政体,在孔子以前,中国已经此阶段,汤武革命为民权,降为二伯之共和。孔子后则周而更始,为二次之三统,原因复杂,本质不一。蛮野之三统,为三者特异之原质。二次之君统,早已合三质而混化之。自其外貌观,君不似君,民不似民,故不能谓之为民权,亦不能谓之为君权,盖已变蛮野而文明 [xi] 。他的结论是:西人所谓“民权”,反映了較低的文明程度,“有庶民,无君上”,所以中国不能照搬,否则“以乱世草昧办法推行中国,势成龃龉” [xii]

      此外,廖平对西人的选举、议院、宗教、婚姻等问题,都站在儒家经典的立场上发表了看法。认为选举、议院与孔经中所言学校、养老制度相通,西方宗教程度较低,婚姻制度男女无别,皆不及吾国精善。

      廖平对西学作了基本估价,主要有两条:一是判断文明程度的标准在于伦理,而不在于物质;二是中西之间的差异,在于文明程度的不同。

      他非常佩服进化论,认为人类文明“先野后文,进化公理,人事所必经,天道不能易” [xiii] 。因此他不赞成所谓尧舜三代“黄金时代”之说,认为尧舜名词有三:“古史之尧舜,已往者也;法经之尧舜,未来者也;学说之尧舜,随更其所学而变异者也。”古史之尧舜文明草昧,程度极低,相当于非洲、澳洲。而经由圣作,《典》、《谟》中的尧舜,圣功神化,文明已达极高水平,是孔子所规划的未来之尧舜,“盖三代以前之文明,皆出经说空言,实无其事。” [xiv] 孔子未生以前,实为一蛮野世界,所谓明堂、辟雍、郊社、坛坫、天神、地祇诸典制,百无一有,经中所言,都是孔子新作,托古改制。

      廖平断言,西方文明程度,相当于中国的春秋时代,始由禽兽进于野人的阶段。理由是西人仪文简略,上下等威,无甚差别,与中国春秋之时大致相同。孔子乃作《礼经》以引进之,设为等威,绝嫌疑,别同异,拨乱反正。故《春秋》一书,于贵贱、差等斤斤致意。旅泰山、舞佾、歌《雍》、塞门、反坫,上下通行,孔子严为决别,故《论语》讥之以起义,当日通行,并不以为僭。又如西人以天为父,人人拜天,自命为天子;孔子经教则诸侯以下不郊天,帝王乃称天子。西人君臣之分甚略,以谋反、叛逆为公罪;父子不相顾,父子相殴,其罪为均;贵女贱男,昏姻自行择配;父子兄弟如路人;姓氏无别,尊祖敬宗之义缺焉。故孔子特建纲常,以拨其乱,反之正,“百世以俟”,正谓此耳 [xv] 。中土由海中成陆,在五大洲之先,文明亦占地球之先。草昧之初,其时人民程度尚未足与言礼义。至于春秋时代,饱食暖衣,大致与今西人等,孔子降生,以立经教,先就三千里设为小标本,故中国当时之民可以言礼义,乃与之言礼义。至于今三千年,初由鲁、卫以推九州,由九州以推外藩,由外藩以推海外,乘桴浮海,正当其时。

      廖平在自己的经学著作中反复谈及“通经致用”。他认为前人所谓音训之学、义理之学、典考之学、经制之学,其实皆不足以经世。要讲致用,必须首先“发明《王制》、《周礼》皇王疆域小大之分,开拓心胸,使全球三万里早在《周礼》经营已久,民胞物与,化其种族之偏见,排外之思想” [xvi]

      面对真实存在的西方世界和西方文化,廖平不象有些守旧派那样视而不见,或者深闭固拒,一概排斥。相反,他站在儒家文化主体的立场上,希望通过发掘儒家经典和中国传统学术资源,努力对其作出合乎经义的解释,以此化解世界种族的偏见和盲目排外的思想。在廖平看来,种族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进化程度之别;文化没有优劣好坏之分,只有发展阶段不同。他的这一观点是难能可贵的。廖平的理想是天下一家,世界大同。全球的未来,早经孔经设计,未来的任务,就是要推行孔经。《中庸》说“施及蛮貊”,天生孔子,垂经立教,由春秋推百世,由中国及海外,独尊孔经,以拨全球之乱,推礼教于外人,所谓“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礼教固不囿于中国一隅。总之,孔经是拯救今日西方的良药。

      由此可见,廖平以孔经规划世界的意图极为明显。最终的目的,是要用中学解释西学,以孔经消解西学的冲击,维护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地位。成书于民国初年的《尊孔篇》,解释“尊孔大旨”有四:一曰守中制 ( 即保存国粹 ) ,二曰从微言,三曰尊经,四曰救世。归根结底在于第四条“救世”:

      “近之学人,崇拜欧化,不一而足,攻经无圣之作,时有发表,动云中国无一人可师,无一书可读。中国文庙既主尊孔,鄙意非发明尊孔宗旨,则爱国之效不易收。尽删古史旧说之罅漏,而后能别营壁垒。孔子生知前知,足为天下万世师表。六经中《春秋》治中国,《尚书》治全球,血气尊亲,同入围范。新推尊孔子为天人神化,迥非言思拟议所可及。若以平庸求之,则个人礼德,乡党自好者类能之。即如伦理学史画界分疆,以教化始于孔子,故必尽攻圣废经之敌情,而后可以立国。独尊孔子,则文明不能不属吾国,爱国保种之念,自油然而生矣。” [xvii]

      面对当时的文化危机,所谓“爱国保种”,正是廖平西学观中所体现出来的经世情怀。



      [i]《论世变之亟》,《严复集》第1册,中華書局,1986年,第2页。

      [ii] 魏怡昱:《孔子、经典与诸子——廖平大统学说的世界图像之建构》,見舒大刚主编:《儒藏论坛》第 2 辑,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年。

      [iii] 施焕:贺龙骧《廖氏经学丛书百种解题》四卷序,光緒《井研县志·艺文三》。案:此言极可能是廖平自说,托之杨桢。

      [iv] 《井研县志·艺文三》,光绪二十六庚子( 1900 )刻本。

      [v] 《井研县志·艺文三》,光绪二十六庚子( 1900 )刻本。

      [vi] 廖平:《地球新义·自序》,光绪二十四年戊戌资州排印本。按,此书今存三本:一爲光绪戊戌( 1898 )资州排印首卷十题本,一爲光绪己亥( 1899 )新繁罗氏刻上下卷二十二题本,一爲民国二十五年( 1936 )井研廖氏家刻二十五题本。又,此书原托爲及门课艺,排印本、罗本并著撰述人名,实爲廖平自著。

      [vii] 《经学守约篇二卷》提要,光绪《井研县志·艺文三》。

      [viii] 《知圣篇》卷上,《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ix] 《知圣篇》卷上。

      [x] 《群经大义·纲纪篇》,《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xi] 《忠敬文三代循环为三等政体论》,收入《四译馆杂著》,《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xii] 《皇帝大同学革弊兴利百目》,光绪三十二年则柯轩刊本。

      [xiii] 《伦礼会成立宣告书》,见《孔经哲学发微·拨乱观》,中华书局, 1915 年。

      [xiv] 《尊孔篇·附论》,《新订六译馆丛书》本。

      [xv] 《知圣篇》卷上。

      [xvi] 《六译先生年谱》光绪三十二年丙午( 1906 )条引《群经总义》。

      [xvii] 《尊孔篇·尊孔大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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