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是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从事《全宋文》、《儒藏》编纂和研究的系列成果之一，是一套以保存和流通“宋学”文献珍稀版本为宗旨的专题丛书，是迄今搜罗最全的断代文集善本丛刊。本丛书拟名“宋集珍本丛刊”，其完全含义为：“宋代文集珍稀版本影印丛书”。顾名思义，所谓“宋代”，即赵匡胤所建立的赵宋朝代。所谓“宋集”，即宋人文集，这里又以宋代别集为主，兼及宋文总集。所谓“珍本”，这里指以善本为主体的稀见难得之版本。所谓“丛刊”，即汇聚众书以成之丛书。为使藏家和读者在收藏和使用本《丛刊》时对相关问题有所了解，这里欲对相关问题略作介绍。不当之处，尚希识者指正。

一

兹先谈第一个问题：宋代及其文化。

宋代，即赵宋王朝，从公元九六○年赵匡胤“陈桥兵变，黄袍加身”，至公元一二七九年宋军崖山兵败，陆秀夫负帝昺蹈海而死，宋朝灭亡，前后立国三百一十有九年。这是中国历史非常特殊的时期，陈寅恪《邓广铭宋史职官考证序》谓：“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两宋之世。”邓广铭亦云：“两宋期内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所达到的高度，在中国整个封建时期之内，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谈谈宋史研究的几个问题》）这不仅仅表现在宋代的政治、经济达到了中国封建社会历史发展最成熟的状态，而且表现在中国中世纪的思想文化上也已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宋代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数学、地理学、医学等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前所未有的，有的甚至空前绝后。随便数来，诸如周敦颐、张载、二程、朱子、陆九渊等理学与哲学大师，范仲淹、王安石等著名政治家、改革家，欧阳修、曾巩、苏洵、苏轼、苏辙、黄庭坚、陆游、辛弃疾等伟大文学家，苏颂、沈括、秦九韶、宋慈等著名科学家，司马光、李焘、李心传、袁枢、郑樵、马端临等杰出史学家，周邦彦、赵佶、米芾、蔡襄、苏东坡、黄山谷等著名艺术家。斯诸人者，或人主一艺，力极其妙；或身通数术，各申其才，皆异彩纷呈，辉映千古。这是一个大师辈出，群星灿烂的时代。在中国历史上，人才如此集中，成就如此全面，影响如此深远，没有一个王朝可以与之媲美！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东洋近代史》说：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

更为可观的是，不少学者还认为，宋代不仅仅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而且是中国跨入近代文明的门坎。学人普遍认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日本内藤湖南《唐宋时代概观》）“赵宋一代三百余年，为中国历史由古代转入近代之契机。当时政治、经济、哲学思想、文学艺术，均在蜕变之中，而尤富于开拓与创新精神。”（缪钺《全宋文序》）王国维则早在其所著《宋代之金石学》一书中说：“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近世学术，多发端于宋人。”法国学者、著名汉学家、国际宋史研究的开创者埃狄纳·巴拉兹更明确指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即不论中国经济是否在宋代已有了资本主义萌芽，但它是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的成熟期却是可以肯定的；也不论中国的文官制度是否是人类社会最佳的行政管理制度，但它在宋代已经达到空前成熟状态也是可以肯定的。所有这些这里都暂且不表，单以文化论，宋人所创造的许多精神成果，也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它们不仅丰富绝伦，超唐越汉而上之；而且转捩方向，沾元溉明以下传。如若“宋文”之雄视千年，“宋词”之不祧百世，此学人所共识者。至如“道通天地有形外，思入风云变态中”的宋代“理学”，更是改变了中国儒家尊经重师之传统，树立了尚思贵创的新风，后来千余年中国社会的学术与风尚，就主流而言，即谓之“宋人之学”可矣。凡此等等，皆为前代所无，后世所遵。我们在人云亦云地高唱“唐宗宋祖，稍逊风骚”的时候，不免犯了历史常识的错误。因此，自从十九世纪后半期开始，人们改变前人“书不读六朝以下”的痼习，纷纷改研宋代，兼习近史。严复在与友人书中甚而呼吁：“前人好读‘前四史’，亦以其文字耳。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最宜究心。中国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所造就，什九可断言也。”宋代，无论是探寻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最高境界，还是寻求中国近代社会的发轫之处，都是学人首先必须问津的。这也是近世以来海内外学人多将慧眼投向宋代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

其次谈宋代文献与宋集。

宋代之所以成为中国古代文化的高峰，成为中国近代历史的开端，成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期”，除了其经济、政治的逻辑发展，天时、地利等风云际会的外部条件外，也与宋代统治者崇尚儒学，推行重文偃武政策，为促进辉煌灿烂的精神文明的到来创造良好环境分不开。《宋史》作者曾说：“宋有天下先后三百余年，考其治化之污隆、风气之离合，虽不足以拟伦三代，然其时君汲汲于道艺，辅治之臣莫不以经术为先务，学士缙绅先生谈道德性命之学不绝于口，岂不彬彬乎进于周之文哉！”（《艺文志序》）实为知人论世之谈。世人每每以宋朝在对辽、对金、对夏、对蒙古的战争中常吃败仗、屡屡失利来讨论宋代文化之优劣，这是局促于功利，闇昧于大道的浅人之见。宋代之所以成为宋代，不在武功，而在文治；宋代之所以成为古今文明的分水岭，也不在于它是否像秦皇、汉武那样去开疆拓土，而在于它创造了超前越后的精神财富。这些成就最集中地保存在宋人留给我们的各类文献之中。

宋人在文献学上的成就也是划时代的。他们曾对前代文献进行了大规模搜集、整理和研究，使古代文明成果得以顺利地传承。如将儒学群经古注古疏进行整理和加工，形成了影响深远的《十三经注疏》；对历代史书进行校订和补撰，形成了数千年一贯、蝉联而下的系统地反映中国历史的规模宏大的“正史”体系──“十七史”；复广泛收录并分类编辑前代文献，形成著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册府元龟》、《文苑英华》）。特别是宋代创立了丛书体例，将历代佛学文献汇集成《大藏经》、将道教文献汇集成《道藏》、将百科图书汇集成《儒学警悟》、《百川学海》等等，都对学术的繁荣、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如果说中国上古文献是由于孔子修订《六经》、传为“六艺”才得以保存；周秦、西汉文献是因刘向、刘歆校雠群籍、编纂《七略》乃得以传承的话，那么东汉而下迄于隋、唐、五代，其历史文化至今仍得以与世人亲密接触，则端赖有宋人的这番文献收集和整理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