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儒学的危机引发了北宋学者的文化忧患意识，他们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经道关系、汉唐经学以及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尊儒、崇道、宗经等意识比汉唐儒者更为强烈，二是出于“卫道”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三是在提倡经世务、重义理的同时，对汉唐经学进行了反思与批评。但是，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他们虽然对汉唐传注之学有过激烈的批评，但并不否认传注对于理解儒家经典的重要性。北宋学者通过对传统经学的反思与批评，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使儒家经学走出了汉学，构建了宋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为儒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北宋，经学，汉学，宋学

从汉武帝时期开始，儒学就被作为统治思想。但是，儒学成为官学之后，也为其衰落埋下了种子。一方面儒学变成了神学，排斥非正统学说，失去了兼容并包的博大胸襟，阻断了吸收新思想、注入新活力的通路；另一方面儒学成为了经学，陷入了繁琐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泥潭。因此清儒方苞说：“由弘（案：指公孙弘，汉代儒学家，以布衣致相位）以前，儒之道虽郁滞而未尝亡；由弘以后，儒之途通而其道亡矣”（《望溪文集 又书儒林传后》）。经过魏晋南北朝的大动乱和隋唐的统一与分裂，儒学虽然仍居于官方统治地位，但已处于“不绝如线”的境地。从某种意义上说，社会的动乱正是维系社会和谐稳定的精神纽带发生断裂的结果。随着佛、道二教的发展与兴盛，社会普遍陷入了一种信仰危机和价值困惑之中，儒学能否担当起主宰人们社会政治、文化、精神生活的主导角色，已经成为很多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疑问。北宋学者从儒学发展史上去寻找儒学文化危机的原因，发现汉唐经学存在许多问题。他们认为正是由于汉唐经学走入了歧途，才使儒学面临今天的困境。因此，吕公着批评“分文析字，考治章句”以“希利禄，取科级”的“世儒之学”[i]，欧阳修强调“儒者之于礼乐，不徒诵其文，必能通其用；不独学于古，必可施于今”（《欧阳文忠公集》卷四八）。但是，汉唐以来，六经远离实用，“人知训诂而不知经，断折其言而不顾理，散而为章句，窃而为进取之术君子不以为成德，小人假以文奸言。甚哉！生民不见六经之用久矣！天下国家安治乎！”（《都官集》卷六《说用》）王安石早年撰《取材》一文提出： “策进士者，若曰邦家之大计何先，治人之要务何急，政教之利害何大，安边之计策何出，使之以时务这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声病累其心。策经学者，宜曰礼乐之损益何宜，天地之变法何如，礼器之制度何尚，各傅经义以对，不独以记问传写为能（《临川先生文集》卷六九）。后来他又提出“经术者所以经世务也。果不足以经世务，则经术何所赖焉”的观点（《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五九）。总之，北宋学者总结汉唐以来经学的种种误区，指出治经应以切于实用为目的，应以讲明圣道、求得义理为旨归。为此，他们对汉唐经学进行了重新审视。

一、经学分裂使圣人之道晦而不明

北宋许多学者认为自从孔子死后儒学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异说相攻，典籍丧亡，儒学分裂。儒学遭到了来自内部和外部的严重挑战。如欧阳修说：“自圣人没，六经多失其传，一经之学分为数家，不胜其异说也”[ii]。他还在《孙明复先生墓志铭》中写道：“圣人既没经更焚，逃藏脱乱仅传存。众说乘之汩其原，怪迂百出杂伪真” （《欧阳文忠公集》卷二七）。深受王安石赏识的王令也在《说孟子序》中云：“自孔子没，百家之说兴，而圣人之道始散。逮至于今，而天下之说乱矣，故学者求其有知而无所从焉。自尧舜三代之书既废，先王之言亡于世者几半，而异端之说日兴，则天下之学者几不去先王以从夷狄也。夫五经虽存，而说者谬异，学者安所取信哉？”（《广陵先生集》卷十四）。王安石门人陆佃《江宁府到任祭丞相荆公墓文》说：“法始乎羲，朴散而器。列灵嗣兴，文始具备。祖述宪章，约成六艺。大明西没，群星争丽。派别支分，散作百氏。历汉更唐，众说蜂起” （《陶山集》卷十三）。苏轼《子思论》说：“夫子既没，诸子欲自为书以传于后世者，其意皆存乎文，汲汲惟恐其汩没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论。论立而争起，自孟子之后至于荀卿、扬雄皆务为相攻之说，其余不足数者纷纷于天下。”苏轼慨叹儒学在遭受老聃、庄周、杨朱、墨翟、田骈、慎到、申不害、韩非之徒各持私说从外部攻击的同时，又因内部分裂，弟子门人攻讦不已，使“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 （《苏文忠公全集》卷三）。其弟苏辙也认为：“秦灭经籍，汉兴，《易》、《诗》、《书》、《礼》、《春秋》复存，而《乐》遂亡。然自孔子弟子散亡，天下学者争立异说，各尊所闻以相攻，而圣人之道日以湮没”[iii]。儒学分裂的严重后果是“圣人之道”被肢解、湮没。

儒学分裂的主要表现则是传注众多，各家之说莫衷一是，造成对儒经理解的混乱。宋初三先生之一石介撰《录蠹书鱼辞》，借“蠹书鱼”（蛀书虫）之口对经学分裂所造成的危机作了概括总结：“昔者孔子修《春秋》，明帝王之道，取三代之政，述而为经，则谓之书。其文要而简，其道正而一，所以扶世而佑民，示万世常行不易之道也。后世人有悖之者，则其书或息。其书息，则圣人之道隳坏也，斯得不谓之蠹乎？文中子曰：九师兴而《易》道微，三传作而《春秋》散。齐、韩、毛、郑，诗之末也；大戴、小戴，《礼》之衰也。又：杨墨之言出而孔子之道塞，佛老之教行而尧舜之道潜。斯则《易》其九师之蠹乎！《春秋》其三传之蠹乎！《诗》其齐、韩、毛、郑之蠹乎！《礼》其大小戴之蠹乎！魏晋以降讫于今，又有声律对偶之言，雕镂文理，刓\刻典经，浮华相淫，巧伪相炫，劘削圣人之道，离析六经之旨，道日以刻薄而不修，六经之旨日以解散而不合，斯文其蠹也” （《徂徕石先生全集》卷九）。

在另一篇文章《上孙少傅书》中，石介表达了相同有观点。他高度评价了从孔子到韩愈的功绩，然后写道：“韩愈死又且数百年，大道之荒鞠甚矣，六经之缺废久矣。异端乖离放诞，肆行而无所畏；邪说枝叶漫引，浸长而无所收。挈正经之旨，崩析而百分之；离先儒之言，叛散而各守之。……是非相扰，黑白相渝，学者茫然荒忽，如盲者求诸幽室之中，恶睹夫道之所适从也？”（《徂徕石先生全集》卷一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