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重新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学进行了重新定位，对经、道关系提出了新的理解。他们的反思建立在“尊儒、宗经、崇道”的基础上，对汉人的儒学观提出批评。他们认为，经典之中蕴藏了“圣人之道”，要把握圣道，自然离不开经典，但仅仅通经，是难以真正理解圣人之道的真谛的。因此，必须超越汉儒的方法，善知经者不求之于意言之间，而应求之于意言之外。这就决定了宋代经学的义理取向。

[关键词] 北宋，儒学，经典，圣人之道

Confucian, classics and doctrines of Confucius

一、北宋初的尊儒思潮

自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儒学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登上了国家最高意识形态的宝座。但是，魏晋隋唐以来，由于佛道二教的迅速发展，儒学统治人们思想的空间受到挤压，大大缩小。特别是唐代，道教、佛教的地位甚至一度居于儒教之上，孔子地位竟然不如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北宋真宗是一个狂热的道教徒。连以重儒著称的宋仁宗，也竟然写了一篇《尊道赋》，说：“三教之内，惟道至尊，上不朝于天子，下不谒于公卿。……朕观三教，惟道最尊”[1]。作为一个以儒教立国的王朝的最高统治者，不以儒教为贵，这种局面是正统儒教信徒不能容忍的。因此，北宋不少学者对儒学的地位进行了重新审视和定位，以重建儒学的权威[i]。

从汉代以来，很多学者对“儒”进行了定义[ii]。《史记 太史公自序》录司马迁之父司马谈《论六家要旨》，比较儒家与诸子，评骘其得失。在司马谈看来，儒家只是诸子中的一家，以六艺为法，以礼乐为事，虽对于维持政治社会的和谐稳定有一定的作用，但不是唯一的和最高的“道”。司马谈的观点反映了汉武帝时代之前儒家学说在国家政治社会生活中的实际地位。

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黜百家、尊儒术的主张，得到汉武帝的首肯，从此儒家思想取得了封建王朝正统意识形态的宝座。到东汉班固修《汉书 艺文志》时，儒学地位已经远远地陵驾于诸子之上。所以班固对儒家下了这样一个定义：“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班固《汉书 艺文志》是沿袭西汉末刘歆的《七略》的说法。因此，至少在西汉后期，儒家“于道为最高”已被普遍接受。

但是，北宋学者对汉人关于“儒”的定位是不满意的。他们对司马迁、班固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对“儒”的定位实际上是贬低了儒学的价值。我们以孙何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班固在《司马迁列传》中批评司马迁“先黄老而后六经”。孙何撰《尊儒》一文，虽然同意班固对司马迁的批评。但是，他对于班固的说法，也不满意，认为：班固“洎己着《艺文志》，则反因《七略》之书增纵横、杂、农三家为九流，儒虽首之，终不免齐书并列，而又序其下曰：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教化者也。何谓迁既失之，固亦未为得也。”孙何不满意班固主要有两点：一是把儒家与诸子并列，二是认为儒术出于司徒之官。孙何认为“儒”既为“人伦之大宗，世教之总名”，当然就不应当与诸子并列。

孙何认为诸子百家只是得儒家之一偏，儒与诸子的关系，不仅仅是先后的关系，更是整体与部分的关系[iii]。因此在孙何看来，班固既为史臣，秉笔削，就应当“刮去诸子，以扶正道”。即使要“好奇尚异”，著录诸子，“亦当独尊儒术，然后附见八家”。诸子只是儒家的附庸，不能与儒家并列。反映在目录中，就只能著录儒家的著作；即使要著录诸子书，也只能作为附录。他批评班固“今反齐书并列，以为等夷，不其大谬欤”！

至于司徒之官与儒家的关系，孙何也对班固提出了反驳。他认为，司徒之官只是六官之一，不能包六经而括五常。如果承认儒家出于司徒之官，就大大贬低了周公、孔子“建皇极，叙彝伦，垂于无穷，为百家法”的历史功绩，显然降低了儒家的地位。

孙何对班固的批评，是出于尊儒的目的。在文章的最后，孙何说得非常明白，儒学受到诸子百家的轻侮，作为一个儒家的忠实信徒，如果承认儒家与诸子并列，承认儒家出于司徒之官，无异于“借寇兵而资盗粮”，将会“贬损大教”[2]卷十七《尊儒》，宋庆元三年书隐斋刻本。因此，出于对儒家文化独尊地位的维护，必须对班固的说法进行批驳。

对孔子地位加以提升，是应付佛、老挑战的手段之一[iv]。因此北宋出现了又一次尊孔高潮。在宋儒看来，古代虽有许多圣人，但是孔子无疑是最伟大的圣人，所谓“夫子贤于尧舜”，是宋儒提出的新观念。如柳开说：“昔先师孔子，大圣人也，过于尧、舜、文、武、周公辈”[3]卷六《答臧丙第一书》。孙复说：“所谓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渐于神农，着于黄帝、尧、舜，章于禹、汤、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创制立度，或略或繁，我圣师夫子，从而益之损之，俾协厥中，笔为六经，由是治天下，经国家，大中之道，焕然而备。此夫子所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农、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也远矣”[4]卷二《上孔给事书》！王安石说：“圣之为称，德之极；神之为名，道之至。故凡古之所谓圣人者，于道德无所不尽也”，“夫圣者，至乎道德之妙而后世莫之增焉者之称也；苟有能加焉者，则岂圣也哉”？据此，他认为“夫伏羲既发之也，而其法未成，尧而后成焉。尧虽能成圣人之法，未若孔子之备也”。孟子说“孔子集大成者”，这是说“集诸圣人之事，而大成万世之法耳。此其所以贤于尧舜也” [2]卷二《夫子贤于尧舜论》。他们强调孔子的伟大贡献，目的在于重新确立孔子创立的儒学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支配地位。

二、对经道关系的重新定位

宋人对儒、对孔子的地位极力加以提升，不但要把儒学地位放在诸子之前、之上，把孔子放在佛、老之上，更重要的是要把“圣人之道”发掘出来，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信仰、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从而消除佛、老异教对人心的危害。宋人尊孔，并不在于把孔子推向神坛，将孔子人格神化，而在于推崇孔子之“道”、孔子之“教”，强调“道”“教”的重要性，认为“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师之道之教也”[3]卷三《重修孔子庙垣疏》；“道者，君子行之本也。德以则之，义以宜之，仁以伸之，礼以致之，道所谓正者也”[3]卷六《答陈昭华书》；“孔子之道与天地久，与日月昭”[5]卷三一《新息重修孔子庙记》；“君臣之道，非孔子之教不严；父子之道，非孔子之教不亲；夫妇之道，非孔子之教不别”[6]卷七四孙昱《重修文宣王庙碑》（景德三年）；“道者何？经天下，治国家，修身诚意之大本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之所以为圣贤，本此者也”[7]卷二六《上通判屯田书》。自从韩愈撰《原道》等文，着重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弘扬“教道”，从此“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大中之道”等语词屡屡见于儒者的著作之中。北宋儒者主要是继承了韩愈的思想观点，并加以推演、阐发。如石介撰《辨私》一文说：“儒者好称说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于其师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8]卷八。在石介看来，孔子之道就是“治人之道”，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日也不可废。圣人之道根柢坚实，枝叶茂盛，才屡历劫难而无庠。他在《宋城县夫子庙记》一文中以饱满的热情赞颂圣人之道虽经无数次劫难，但由于根柢深，枝叶茂，渊源浚，流派远，所以最终会安然无庠，传之无穷[8]卷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