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北宋学者以强烈的文化忧患意识，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经道关系及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定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他们的尊儒、崇道、宗经等意识比汉唐儒者更为强烈，对经典与圣道之关系有新的认识，在坚持“道在六经”的同时，倡导“六经简易明白”、“以心明经”；二是出于“卫道”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指出经典非圣道之全、经典有抵牾之处、经典有附益之文。但是，北宋学者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不是为了损害儒经的权威，而是为了强化经典与“圣人之道”对社会生活的支配作用，重建对经典、对儒学的信仰。因此他们又反对“凌侮六经，诟病前圣”的极端作法。他们通过对儒家经典的重新认识，促进了经学变古和儒学革新，使儒家经学走出了汉学，构建了宋代经学的基本特征，为儒学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关键词：北宋，经学，宋学

北宋的经学变古与儒学革新运动，是与对传统经学的反思同时发生的。宋朝建立后，面临着制度建设与理论建设的双重任务。一方面，要从制度上找到一条加强中央集权、防范分裂割据的道路；另一方面，要将维系社会的精神纽带加以修复，以增强社会的凝聚力，使社会重新归于和谐。同时，宋初面临的外来文化危机，主要体现在佛老异质文化对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如何维护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使儒学在应对挑战中处于有利地位，这是很多儒学家思考问题。他们排异端，攻时文，强调儒家道统，目的都在于重塑儒学文化的主体地位。北宋学者出于维护儒学权威、阐扬儒学价值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一方面，他们的尊儒、崇道、宗经等意识比汉唐儒者更为强烈；另一方面，他们出于“卫道”的目的，对儒家经典进行了重新审视。他们对儒家经典的新观察，并不是要打倒儒家经典的权威，相反，是为了拂去笼罩在经典之上的尘埃，恢复“圣人之道”的本来面目，复兴儒学的原旨。

一、对经道关系之新认识

北宋人对儒、对孔子的地位极力加以提升，认为儒为“人伦之大宗，世教之总名”[i]，不但要儒学地位放在诸子之前、之上，把孔子放在佛、老之上，更重要的是要把“圣人之道”发掘出来，作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信仰、安身立命的基本原则，从而消除佛、老异教对人心的危害。宋人尊孔，并不在于把孔子推向神坛，将孔子人格神化，而在于推崇孔子之“道”、孔子之“教”，强调“道”、“教”的重要性，认为“福其身、福其家者，在吾先师之道之教也”（《河东先生集》卷三《重修孔子庙垣疏》）；“道者何？经天下，治国家，修身诚意之大本也。尧、舜之所以帝，禹、汤、文、武之所以王，周公、孔子、孟轲、扬雄、韩愈氏之所以为圣贤，本此者也”（《祠部集》卷二六《上通判屯田书》）；“吾夫子之道，用则行，而天下治；舍则藏，而天下乱，得其门者若登其泰山，涉其流者若示诸泗渎。钻仰何待，隆污以时，得者得之，失者失之。譬覆载之仁，无待于报；照临之明，不求其助。荡荡乎惟道为大，如斯而已者也”[ii]。自从韩愈撰《原道》等文，着重阐发儒家文化的基本精神，弘扬“教道”，从此“孔子之道”、“圣人之道”、“大中之道”等语词屡屡见于儒者的著作之中。北宋儒者主要是继承了韩愈的思想观点，并加以推演、阐发。如石介撰《辨私》一文说：“儒者好称说孔子之道。非大言也，非私于其师之道也。孔子之道，治人之道也。一日无之，天下必乱”（《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八）。在石介看来，孔子之道就是“治人之道”，体现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一日也不可废。他在一篇文章中历数儒学在历史上经历过的大灾大难：“莫乱于战国，莫妖于杨墨，莫毒于秦嬴，莫逆于莽贼。曹、马谲诈，宋、齐凶慝，虐神猾夏，曰聪曰勒。唱诞放邪，曰聃曰释。下至唐季，接武踵迹。昏君暴德，莫不来裂衣冠，隳拆法则，焚烧《诗》《书》，芟刈《礼》《易》。吁！吾圣人之道受笺害，被攻击，斯亦多矣，而巍然中居，况不可毁，良由根柢坚而枝干茂也，渊源浚而流派远也。……天地有裂焉，日月有缺焉，山岳有崩焉，河洛有竭焉，吾圣人之道无穷也”（《徂徕石先生全集》卷十九）。石介认为圣人之道虽经历了无数次劫难，但由于根柢深，枝叶茂，渊源浚，流派远，所以最终会安然无恙，传之无穷。

圣人之道是如何传承下来的？很多宋儒继承了韩愈所提出的“道统论”，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孟、扬、王、韩一脉相承[iii]，不少宋学家还以道统的传承者自居，如柳开、王安石、张载、二程等等。理学家们更相信“圣人传心”之说。不过，圣人之道着于六经，这是北宋初儒者们的共识。因此，尊孔的同时，也对儒家经典极力称颂[iv]。但是，如何才能准确把握六经中所反映的圣人之道呢？北宋初儒者就已经有了不同的意见。这些意见主要体现在对“圣人之旨”与六经之“辞”的关系的认识上。

对于圣人之道与经典文本之关系的认识，北宋儒者大体上都强调从经典文本的角度去理解“圣人之道”、“圣人之旨”，不放弃对经典文本的注释、研究。如种放在《辨学》一文中批评一种“不穷尧舜文武周孔之法言，但抉摘百家诸子巧谲纵横之言，以资辩利而争霸其说”的学风，认为“大抵圣人之旨尽在乎经，学者不当舍经而求百家之说。道德淳正，莫过乎周孔，学者不当叛周孔以从杨墨” [v]。程颐也认为：“圣人之道，传诸经学者，必以经为本”（《河南程氏遗书》卷八《为家君作试汉州策问三道》）。显然在种放、程颐看来，对经典的深入研究、对辞指的深刻领会，是通向“圣人之道”的必由之路。如果儒者不由经典，不守圣人之说，自叛其学，就会使儒学精神日益消失。

圣人之道是“简易明白”还是“难知”，也是北宋学者讨论的一个问题。早在西汉末扬雄撰《法言》，就提出“五经不可使人易知”的观点，认为如果圣人之道如果易知，就如“天俄而可测，其覆物也薄矣；地俄而可度，其载物也浅矣”。在宋人中存在两种不同的看法。如蔡襄在《策问》中就要求应试者回答这个问题。《策问》说：“以子云（案：扬雄字子云）之说，凡五经之言，皆圣人之所以密而不彰者也。君子处心如是，固当耶？《书》，君臣号令训诰之言也；《诗》，下而上达，抑不善而美有德也；《礼》以闲邪；《春秋》以正法；《易》以尽万物之情。虽异其旨，要其归，未始遗乎斯民也，是欲使人易知也。欲观五经之学，传而不能解，又疑子云之言不然也。从子云之言，前所云云者奈何？”[vi]。蔡襄倾向于认为，圣人作五经，本不欲“密而不彰”，而是要让人“易知”。但虽有多人为五经作传，却并没有弄明白圣人之道，因此，扬雄之言似乎又有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