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亭林先生于清代学术而言无疑具有重要影响。记得王国维先生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中曾言及：“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国初一变也，干、嘉一变也，道、咸以降一变也。……窃于其间得开创者三人焉：曰昆山顾先生，曰休宁戴先生，曰嘉定钱先生。”其对于亭林的肯定溢于言表。又言：“顺、康之世，天造草昧，学者多胜国遗老。离丧乱之后，志在经世，故多为致用之学，求之经史，得其本原，一扫明代苟且破碎之习，而实学以兴。”则其肯定亭林为经世致用之学又可定矣。惜笔者年少浅陋，对亭林之学亦无多闻，故多人云亦云。今偶读亭林《天下郡国利病书·序》，似有所思，略述如下，以供师友谈资。

是序见于《亭林文集》卷六，言不多，只一百余，兹录如下，“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清代学者对亭林经世、经史之学多有议论，如阮元“明末诸儒，多留心经世之务。顾亭林先生所著，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及《肇域志》，故世之推亭林者，以为经济胜于经史。”（《顾亭林先生< 肇域志>跋》，见于《揅经室三集》卷四），姚椿“或谓亭林经济之学不如经史，其说发自纪河间。”（《顾亭林先生< 肇域志>手稿跋》，见于《晚学斋文集》卷二），王国维“亭林之学，经世之学也，以经世为体，以经史为用。”（《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见于《观堂集林》卷二十三）。众人所论颇异。读了上面的序之后，我想我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首先，作者交代了着是书的原因是“崇祯己卯，秋闱被摈，退而读书。感四国多虞，职经生寡术”。这里实际包含了两层意思，其一，亭林难以科举进仕，故退而读书。明代的思想控制之严是众所周知的，明末尤甚，宋明理学至此时已至僵化，故思想之活跃者如亭林是难以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合的，这是可以意料的。进仕不成，只好退而读书，如此，亦可不羁其心志，作个思想自由者，这对于亭林而言不失为一个好选择。但是，内在的儒家心态，“忧天下之忧”、“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当时的乱世，亭林不可能如释者、道者那样退隐山林。这便有了第二层意思，“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这显然是针对当时的社会状况而言的。明末之际，内有社会的危机四伏，外有强敌的虎视眈眈，可谓“天将倾”，而作为国家的脊梁、道的捍卫者，当时的经生只是“醉心八股”、“迂谈阔论”，面对实际的问题，却只是“寡术”而已。值此时，“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亭林又“何敢让也”。因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说亭林是经世之学、经济之学，甚至说其以经济之学胜，都是不为过的。我们还可以这样说，从传统的儒家思想角度言，亭林之学是很好的“善之学”。那么，纪河间以为“亭林经济不如经史”有无道理呢？亭林于是序中又言“于是历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一为舆地之记；一为利病之书。乱后多有散佚，亦或增补，而其书本不曾先定义例，又多往代之言，地势、民风与今不尽合。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在这里，亭林亦交代了两件事。其一，遍览群书，有得即录，最后方形成二书，即《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二书的形成实是长期读书积累的结果，且取材广泛，这与我国的史学传统是契合的。如果说《天下郡国利病书》多为经济之言，则《肇域志》就更倾向于经史，同样，如果说前书是为“求善”而作，则后书 就是为“求真“而作。其二，亭林亦知其中错讹不少，而其“年老善忘，不能一一刊正。”则“姑以初稿存之箧中，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史学为“求真”之学，在这里，亭林不是任以己意改之，而是“以待后之君子斟酌去取云尔”，这实际上也反映了亭林“唯真”之史学品质，同样，这也可以看作其为学之原则。以经史而言，亭林确实将“求真”放到了十分重要的位置，言亭林以“经史胜”亦似不无道理。

那么，有关亭林之经世、经史，历来学者何以会有如此歧见呢？我以为，这主要是由于采取的标准不同所致。亭林无疑是一个思想者，但同时，他也是一个学人。思想者无疑是时代的产物，故彼时代与此时代之社会状况相离或相合，则与此时代对于彼时代之思想或思想者之评价必有关系。今天的历史是昨天的现实，今天的现实是明天的历史，这是自不待言的。“求善”则必“因时而异”，“求真”则必“一以贯之”。固然，“求善”与“求真”有相通之处，但并不等同，同样，“思想史”与“学术史”亦有相通之处，也并不等同。而今天，“思想史”阑入“学术史”的地方太多太多，如何厘定“思想史”与“学术史”的相同相异，如何还原“思想史上”与“学术史上之”亭林及其同类，我想我们还有太多的事情要做。